《关雎》为何会被列为《诗经》首篇.doc

关雎为何会被列为诗经首篇这个问题本来古代儒者和现今国学专家们做过许多解释，但实在难以让人信服，还需得提出来重新探讨。    关雎，明摆着就是写一个男士爱上了一个采荇菜的姑娘，思慕她、追求她、想和她结为夫妻，这纯粹是一首爱情诗歌，为什么居然置于诗经之首呢？还有，包含着那么多讽刺歌谣和通俗民间小调的国风，为什么居然排列在雅和颂的前面呢？如果按照儒家教义和封建正统观念，怎么说都是难于理解的。试想，即便是现在，如果让文联作协或某位大诗人编一部中国当代优秀诗歌选，他们能这样编排吗？    对于这样一个明明用儒家教义和封建正统观念根本讲不通的问题，可是古来儒家学者们却总是要费尽心机牵强附会。他们企图“拔高”这首诗的思想含义来自圆其说，其实显得非常迂腐可笑甚至让人恶心。    比如，这首诗中明明只说这男子爱慕追求那女子、想娶她为妻，可那些儒家学究们却硬要“拔高”到符合儒家婚姻伦理和夫妻关系的高度。找不依据，他们就编造了一个关于雎鸠是神话。毛传云：“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笺云：“挚之言至 也。谓王雎之鸟，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别。”后来朱熹更是在集传中若有其事地说：“雎鸠，水鸟也。状类凫鹥 ，今江淮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故毛传以为挚而有别。”他们把这种鸟吹得神乎其神，说它们生有定偶 ，而不相乱，它只要找到它理想的伴侣 结婚了，就再也不跟其它雌雎鸠往来了，而且非常重感情 ，夫妻相互尊重。所谓雎鸠“偶常并游而不相狎”，就是它们平实不乱开玩笑，发情的时候更是躲起来的，人们看不到它，一 般的动物也看不到它。    可是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自然界真有这样的模范夫妻鸟吗？事实上，无论是江淮还是别的什么地方，现在根本就看不到这种水鸟，民间也从来没有传说过有这种水鸟。注释说是一种鱼鹰，可是人们也只知道所有的鱼鹰都只是想吃鱼，没有见过那种鱼鹰是这种德性。就算是古代有吧，也绝不可能这么神乎其神。说穿了，这完全是儒生们凭儒家观念主观臆造出来的，根本不是原诗的本意。所谓“关关雎鸠”，无非是指水鸟鸣叫而已，而鸟的鸣叫也多半是因为发情求偶。“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纯属起兴而已。    还有一些故作微言大义的观点，比如诗中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就说这是讲究礼教；说关关之声悦耳中听，就是符合中庸之道。更有甚者，毛诗 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 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唐代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则说：“关雎麟趾之话，是王者之 风，文王之所教民也”。宋代朱熹就捕风捉影的解释说：“淑女者，未嫁之称，盖指文王 之妃，太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他居然把这首诗附会为歌颂文王与后妃的高贵品德、用以教化人民的典范，岂不让人恶心死了吗？    经过这些腐儒别有用心地一番无中生有、牵强附会的“拔高”之后，关雎这首爱情诗就推上了儒家道统的顶峯。韩诗外传卷五为此专门杜撰了一段孔子和子夏的对话，因为这段对话充分暴露了他们的无聊吹嘘和愚蠢可笑，我特地抄录如下：    “子夏问曰：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孔子曰：关雎至矣乎！夫关雎之人，仰则天、俯则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纷纷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龙变化，斐斐文章。大哉，关雎之道也！万物之所系，群生之所悬命也。河洛出图书，麟凤翔乎郊，不由关雎之道，则关雎之事将奚由至矣哉？夫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雎。关雎之事大矣哉！冯冯翊翊，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叹曰：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也”    你看，这简直是一派胡言。古代儒家和现在的一些所谓国学大师们用如此卑劣的杜撰来曲解关雎、居然把这首爱情诗抬高到“天地之基”的地位，他们如此别有用心的解释关雎为什么列为诗经之首，这不明明是在忽悠愚弄人吗？这能让人信服吗？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解释这个问题呢？    我认为唯一合理的解释，那就是诗经的文本，是早在儒家教义和封建正统观念形成之前就基本固定下来了的。或者说，当初收集整理诗经的时候，人们的思想还没有受那么多儒家教条和封建政治观念的束缚，特别是没有受到汉代以后独尊的儒术以及宋明封建礼教的制约。即便是按照史记里的说法诗经是由孔子编订的，孔子也只不过根据原有的文本“述而不作”。 实际上，从宋代开始，许多学者就认为早在孔子之前，诗三百篇就已经定型。而左传中则明确记载，孔子不到10岁时就有了定型的诗经，公元前544年鲁乐工为吴公子季札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在论语·子罕孔子自己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见他只是为诗正过乐而已。现在文史学界通常认为，诗经为各诸侯国协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乐师编纂整理而成。诗经的编订工作，乃出于周王朝的乐师、乐工们之手。孔子也参与了这个整理的过程，但当时的孔子也绝不是经过后世儒家装扮的孔子。不过，由于孔子对诗经文本的确认和重视，使得后世儒家不能随意篡改篇目和内容，他们只能用牵强附会的办法来曲解和“拔高”。    也就是说，诗经最初形成的时候，人们只是出于对“诗”这种有别于政治文体的文学性有比较朴素纯真的理解，出于对“诗”独有的思想情感表达艺术的遵从，来对待“风”“雅”“颂”各类诗歌收集和整理编排。这样，思想情感真挚动人、艺术确属上乘的十五国风才有可能摆在雅、颂的前面，而爱情佳作关雎也才可能列在首篇。事实上，我们读先秦的许多文章（真实的而不是后世伪作），都会感觉到那里面少有儒学的迂腐和封建的虚伪恶臭，往往透露出一些真实的世态人情。而纵观中国的历史文化，也只是封建体制日趋腐朽没落反动的时候，统治者才推行灭绝人性的统治思想实行文化专制，才把“诗”和文学绝对置于政治铁则之下。    如果我们跳出迂腐的儒学教义和封建正统观念，跳出一切文化专制的文艺教条，我们就会发现关雎确实是一篇非常优秀而纯真的爱情诗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开头这四句本身就是一篇伟大的爱情宣言和诗歌文学宣言，它宣示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天经地义的感情，它展现了中华民族儿女男欢女爱、生机蓬勃、繁衍兴旺的强大生命力，这是多么高尚优美而博大的民族诗情！这样的诗自然应该列为诗三百之首。同时，我们也能更加真切地体味到诗经确实不愧为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的出现以及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是我国文学发达很早的标志，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    由此看来，正确地解释和理解关雎为什么列为诗经之首，对于彻底排除各种虚伪的文化思想和文艺观念的毒害，恢复和弘扬中国古代文学宝贵的精华，真正理解诗歌和文学的真谛，具有很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