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日漆艺交流史摭谈] 中国漆艺史.docx

明朝中日漆艺交流史摭谈 中国漆艺史 中日漆艺沟通几乎贯穿整个中日文化沟通的历史。中国漆艺史源远流长，对日本漆艺的影响也早在隋唐时期就已起先，并对日本漆艺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日本在主动学习中国漆艺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创新，而且建立起了自己本民族的漆艺体系。日本对漆艺的创新在明朝时期起先回流，丰富了我国已有的漆艺宝库，推动了明朝中日两国的漆艺互流，从而使两国的漆艺既有共性，又有各自民族的特色。一、朝贡贸易形势下的漆艺术品沟通明朝时期，为了使各邦交国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我国在对外交往方面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对外贸易渐渐活跃起来，朝贡贸易成为这一时期典型的沟通方式，其中与日本的漆器沟通尤为活跃。日本对我国的朝贡实质上是“有贡，即有赐”，含有一种贸易的性质。日本在朝贡的名义下，经常装载贡品以外的物品，同中国进行物质交易，中国也想通过这种朝贡方式获得本国不出产的物资，中日漆艺沟通正是在这种状况下进行的。从足利氏统治下的室町幕府1401年（明建文三年）派出遣使船，始终到16世纪中期（1549年）的最终一次遣使船，近150年间共派遣使船19次。在这种常见的经贸活动中漆器备受青睐，漆贸易沟通也非常活跃，在近150年的朝贡贸易中，双方的漆器沟通数额是相当可观的。如1401年日本第一次朝贡中就有砚筥一盒，1403年其次次朝贡有漆器砚一台（并匣），此后的几次与此相像。直到1432年，朝贡中漆器的数量明显增多：长刀（2把，配有精致泥金刀鞘）、屏风（3副、贴有金箔）、长刀（101把、配有黑漆鞘）、砚台（1个、配有盒）；1435年的朝贡漆器，有黑漆鞘柄大刀101把、洒金鞘大刀2把、砚一台（并匣）；到了1453年的美术漆器多达634个。对日本方面的贡品，明朝都有肯定的回赐品，如日本其次次（1403年）进贡时，永乐帝的回赐中就有红雕漆器58件。当然有时也有特赐，如1407年，明成祖为表彰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帮助捕获倭寇，特赐品中就有镶嵌各样宝石珍宝8颗、剔红尺盘20个、剔红香盒20个；1434年，明宣宗为彰显足利义教再开中日邦交的功绩，特赐的漆器品有朱砂漆彩妆戗花金轿一乘、朱红漆戗金交椅1对、朱红漆戗金交床2个、朱红漆彩金宝相花折叠面盆架2个、朱红漆戗金碗20个、橐全黑漆戗金碗20个等。漆器作为回赐品运抵日本，令日本朝野高兴不已，参加朝贡贸易的心情更加高涨。不仅如此，遣明使还利用“使臣贡品”“国王搭载物”两种方式来换取自己宠爱的“唐物”（14世纪至16世纪东渡到日本的中国精致文物的统称）。事实上，传入日本的绝大多数绘画、瓷器、漆器等“唐物”都是遣明使在中国市场上自主购得的。此外，明朝也曾派遣船只9次赴日，为日本带去了很多精品文物。受朝贡贸易赠答礼品功能的影响，日本所创立的东山御物发挥着赠答礼品功能。古代日本每年的八朔（8月1日）有互送稻穗以庆丰收的习俗，而到了室町时代，“唐物”漆器的盛行成为八朔节互送赠答的礼物。据满济准后日记记载，足利义教将军在回赠满济大元老的下赐品中就有红色雕漆盘一枚。15世纪后半期以后海禁解除，民间贸易得到了承认，此后处于某种程度的自由化时期。而日本方面，江户幕府成立以后，德川家康在对外关系上也实行了主动的看法，欢迎中国商船进行通商贸易。如在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为爱护中国广东商船，抵达长崎是发给朱印状。同年，南京商人周性如到达肥前五岛，日本发给他朱印状，准其在长崎进行贸易。中国来长崎进行贸易的商船逐年增多，有时一年竟达7080艘，这种对外贸易政策也极大地促进了中日漆艺沟通和发展。二、漆艺技法的沟通伴随着漆器品的沟通，人们对漆器愈发的宠爱。由于舶来品价格昂贵，不能满意大众的需求，因此出现了大量的仿制品。元朝时期传入日本的雕漆，被日本加以仿制、创新，产生了“镰仓雕”。这是仿照中国雕漆的工艺品，事实上就是涂漆的木雕，其做法是先在木质胎上雕刻出纹样，用砂纸或砥草将纹样棱角磨光滑后再涂大漆封固，最终用涂漆罩几遍即可，京都南禅寺的牡丹纹镰仓雕香盒和示现寺的椿雕木彩漆笈等便是例作。到了室町时代经足利幕府将军的家臣雕漆杨成的改进，制作工艺已不亚于我国元代的雕漆名匠张成、杨茂，制作出了不少雕漆工艺品，为天下所知。虽至今无法考证雕漆杨成的真正作品，但5封雕漆杨成的亲笔“唐物”雕漆鉴定书还是保存了下来，从制作工时上看比我国节约了许多时间。“镰仓雕”亦有“雕彩”“雕黑”“雕红”之分，相当于我国的“剔犀”“剔彩”“剔红”“剔黑”。其中，我国的剔彩是指在器物上用不同颜色的漆，分层次上漆，每层若干道，达到肯定的厚度，然后用刀剔刻；若须要某种色漆层时，便剔去它上面的漆层，然后在所需层面上刻花纹，如红花、绿叶、黄果、彩云、黑石等都是采纳此法刻出来的，一器上具有各个漆层的颜色，五色绚丽。日本“镰仓雕”中的“雕彩”，不但有类似中国的“剔彩”的做法，还创建出“依据自己预设，刻至所需层面，使器面更有具象效果”，其他品种与中国大同小异。始终到近现代，日本漆工依旧保有这种传自镰仓时代的雕漆产业。因为雕漆制作工期过长，雕漆产品在两国的影响下，产生了“朱涂”和“印锦”两种雕漆技术。“朱涂”即人们事先雕刻好木板，再髹涂红漆，这种做法节约了材料；“印锦”即人们在尚未阴干的坯模上，用事先刻好的图案模板加压挤印出凹凸的纹理来，节约了制作的工时。为了满意外销所需，这种制作技术在我国的江苏扬州、甘肃天水等地仍旧采纳。先不论及它是否正宗，但就技术层面来讲，的确为制作技法进步的表现。除此之外，15世纪后期的漆器修复工羽田五郎也制作出了新唐物。羽田五郎住在室町时代的相国寺旁边，经他手修复了很多东山御物的雕漆唐物。羽田五郎为满意茶道艺术形态所需的独特道具，独创了黑漆薄茶器和黑漆四方盘，其道具分别是用来盛装茶粉和用于浓茶器托盘的，开创了日本制作和物的先例。至16世纪末，千利休也创制了竹花插、黑漆茶盒等具有日本风情的茶道具，这些和物与唐物今日仍在运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明朝的漆艺是一个新的“学习”时期。日本莳绘在我国称为描金，早在我国唐朝时期传入日本。这种描金银漆画的技法传入日本后，历代漆艺家极大地拓展了它的表现技法，创制出了平莳绘、高莳绘、研出莳绘，使之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世界顶级的漆工艺纹饰技术。莳绘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漆艺术语言的表达，特殊使写实性的表现成为可能，充分呈现了漆质材料的特别肌理效果。大约在我国元、明之际，此法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因我国当时只重视“雕漆”漆器，明朝以后此法作为“新式武器”一举超过倭国。日本莳绘漆器的传入，受到皇室的青睐。据陈霆两山墨谈卷十八记载：“近世泥金画漆之法本出于倭国。宣德间尝遣漆工杨某至倭国，传其法以归。杨之子埙遂习之，又能自出新意，以五色金钿并施，不止循其旧法。于是物色各称，天真烂然。倭人来中国见之，亦齰指称叹，以为虽其国创法，然不能臻其妙也。”由此可以看出，明朝时期不仅派漆工学习日本的描金技法，杨埙结合日本技法又细心探讨创建出更多装饰手法混合运用，并且质量超过了日本漆器，即后人所称的“泥金画漆法”，于是泥金漆法又重新在我国流行起来。明代漆工善仿日本漆器的以杨埙最为闻名。此外还有遵生八笺中记载的方川信和蒋回回。从文献中可以看出中国仿照日本漆器，主要是描金洒金（莳绘）等做法。中国漆器仿照日本做法的（也可以说是受日本影响），以明万历年间万历款龙纹黑漆药柜最为典型。 第7页 共7页第 7 页 共 7 页第 7 页 共 7 页第 7 页 共 7 页第 7 页 共 7 页第 7 页 共 7 页第 7 页 共 7 页第 7 页 共 7 页第 7 页 共 7 页第 7 页 共 7 页第 7 页 共 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