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历史 各朝代知识点 第042卷隋唐五代经济史.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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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全史042/一百卷史仲文 胡晓林本卷提要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中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它起于隋建国的公元581年,止于五代十国封建割据局面结束的公元960年,历经隋(公元581-618年)、唐(公元618-907年)和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三个时期,约计380年。这一历史阶段,上承三国、两晋、南北朝,下启宋、元、明、清,既有结束了长期割据、分裂,使中国重新获得统一的隋、唐两朝,也有再次出现军阀割据,外族侵扰,国家分裂,各军阀集团称王建国的五代十国;既有成为当时世界上版图最大、势力最强的盛唐王朝,也有屡遭外族侵略和军阀混战之苦,人民生活十分悲惨的各个分裂小国。由分裂到统一,
2、又由统一到分裂,是这个历史阶段演变的现状。这一历史现状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原因。这集中反映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从总体而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一旦产生,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就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或者为摧毁旧的经济基础,保护、促进新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服务,或者为维护旧经济基础的死亡,并阻碍新经济基础的产生和发展服务。本书力图从隋唐五代的经济发展变化中,阐述旧的经济基础的被摧毁,和新的经济基础的产生、发展,以使读者从根本上了解这一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汲收这一历史阶段的优秀历史遗产。 一、隋唐五代经济概述隋唐五代经济史,向读者介绍的是自公元581年隋朝建国
3、,到公元960年五代十国封建割据结束为止的一段历史,约380年。这近380年的历史,可划分为四个阶段来叙述。 (1)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统一后的经济大发展阶段(公元581年隋朝建立至618年隋亡) 公元581年,杨坚代北周宇文阐为帝,改国号为隋,改元开皇,杨坚即隋文帝。杨坚称帝后,励精图治,实行改革,较快地巩固和壮大了隋朝政权,为南北统一奠定了基础。公元587年,隋灭掉建都江都的小国后梁,扫清了向江南进军的障碍。第二年春,杨坚命杨广、杨俊、杨素等,领兵50余万伐陈,仅仅4个月,就消灭了腐朽的陈王朝,结束了南北分裂270多年的局面,实现了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的第二次全国大统一。 隋统一全国后
4、,人民不再受战乱之苦,民族关系也有所改善,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出现了物资丰富、社会比较繁荣的景象,成为中国历史上比较富饶的封建王朝。但是,在出现社会初步繁荣之后,统治者被冲昏了头脑,特别是骄横自大,喜功好战的炀帝杨广为帝后,挥霍无度,滥用民力,刑罚苛暴,穷兵黩武,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导致了隋朝的灭亡。使隋朝成为仅仅存在了38年的短命王朝。 (2)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逐渐达到空前繁荣的唐前期经济(公元618年唐朝建立至公元741年) 公元618年春,隋炀帝被杀死。五月,李渊废傀儡皇帝杨侑(炀帝之孙),自立为帝,国号为唐,改元武德,仍建都长安。李渊是为唐高祖。唐朝建立后,特别是唐太宗李世
5、民为帝后,接受了隋朝兴亡的经验教训,励精图治,在经济、政治、军制、法律、教育等方面,都进行了继承和革新,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的各项制度和措施,促进了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在唐太宗统治的22年、武则天参与朝政和直接统治的近半个世纪、以及唐玄宗统治前期的25年间,逐渐建立起了一个空前统一和昌盛的大唐王朝,使之成为中国封建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在当时,唐王朝是世界上版图最大、势力最强、最富庶、最文明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那时,唐的统治势力北达蒙古国及俄罗斯的一部分,西到中亚,东南至海。而唐玄宗统治前期的开元年间,更是达到了唐王朝统治的鼎盛时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6、(3)由兴盛走向衰败的中晚唐经济(公元742年至907年唐亡) 唐玄宗统治初期(开元年间),他勤于政事,改革弊政,任用贤相,整顿吏治,注意节俭,减轻赋役,打击豪强,抑制贵族,取得了明显效果,因而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社会经济繁荣,使唐朝进入全盛时期。但是,他也由此而居功自傲,拒纳铮谏,纵情享乐。特别是纳杨太真为贵妃后,更沉湎于声色游乐之中,不理朝政。他统治的后期,先后任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和杨贵妃族兄杨国忠为相,使得已经腐败的朝政更加昏暗和混乱。其结果是,皇室、贵族、官僚、地主竞相占田,兼并农民土地;均田制被破坏,农民无田逃亡或因耕田过少而生活困难;再加上封建王朝为了维持奢侈荒淫的生活,巧立名目,增
7、加赋役,使得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加之当时唐朝在军事上也一再失利,如安禄山败于契丹,高仙芝远征怛逻斯(今江布尔)为大食(今阿拉伯)所败,鲜于仲通和李宓两次败于南诏等。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怨声载道,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趋表面化,唐朝的国力日衰,政治也更加腐败。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公元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 历时8年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盛衰转变的枢纽。它使北方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已不复存在,土地兼并严重,庄园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国家所有的土地日益减少,国家力量逐渐削弱。这种土地占有形式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唐王朝全部的政治、经济生活,使大唐帝国明显地进入了衰落时期。 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的统
8、治更加无力。在国内,安史余部仍然拥兵割据,河朔三镇的节度使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都是安史旧将。他们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2,甚至节度使的职位也父子相传,或部将拥立,朝廷只能给予承认,而不能另行任命,否则就兵戎相见。内地许多节度使也仿效河朔,终于形成天下尽裂于方镇的数十个节度使拥兵割据的局面,使唐后期的政局紊乱,社会动荡不安,在边疆,吐蕃、回纥、南诏等外患不断。而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使唐王朝中央已经失去防御外患的能力。 在外患频仍和藩镇割据的情况下,广大人民深受外族侵扰和军阀混战之苦,再加上苛重的赋役、残酷的剥削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纷纷起义向封建统治者展开斗争,寻求改
9、善生存和生活条件的出路。公元859年,浙东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斗争,揭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此后,唐王朝不断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激起他们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斗争。公元875年,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爆发。这次起义历时10年左右,终于失败,但唐王朝也元气大伤,苟延残喘20余年后,于公元907年灭亡,结束了唐朝历时290年的统治。 (4)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北方经济(公元907年至960年) 公元907年,朱全忠(即朱温)迫唐昭宣帝让位,受禅称帝,改国号大梁,年号开平,建都开封,史称后梁,朱全忠即梁太祖。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是指自公元907年至960年的54年内,
10、在黄河流域相继出现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朝代。十国,是指差不多和五代同时,在南方建立的九个割据政权和山西中部的北汉。在南方的是吴、南唐、吴越、闽、南汉、楚、荆南、前蜀、后蜀。 五代十国的创建者,大都是唐末的节度使。因此,五代十国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和扩大,也是当时中国走向新统一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所处的地区不同,统治者执行的政策不同,经济状况也大不相同。大体说来,五代所处的中国北方(黄河南北广大地区),由于大小战争接连不断,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因为战争屠杀,使大批劳动者死亡;社会动乱,劳动人民也无法安心生产;加之统治者要维持战争,就要尽量搜括,赋役繁重。而梁、唐、晋、汉四
11、朝君主,又都严刑乱杀。再加上暴政之下,自然灾害也危害严重。所以,一向为经济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已经变成了比较落后的地区,使中国经济文化中心进一步转移到长江流域的中国南方。从局部而言,2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一。 新唐书兵志。 广大劳动人民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坚持劳动生产,一旦战争稍停,就尽力使残破的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在后梁、后唐时期,洛阳一带的经济状况就比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有所好转。而经过郭威、郭荣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的后周时期,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就更加明显。 在中国南方,由于所受战祸较少(有的地方甚至几十年间没有战事),所以经济没有或者很少受到破坏,自隋、唐以来,一直在缓慢地上升。
12、加之北方战乱时,人民大量南迁,既使南方增加了劳动力,也使北方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得以在南方传播,给南方经济的发展,增加了有利的条件。当时,南方经济发展超过了北方,并且形成了若干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例如,岭南的广州,吴越的杭州,吴和南唐的金陵,前后蜀的成都,闽的福州、泉州,湖南长沙,江苏扬州、苏州,浙江的湖州、越州等,当时都是著名的经济、政治中心,和繁盛的商业城市。另如,南方的水利灌溉发达,推动了农业发展,仓粮充实。经济作物日益增多,尤以茶树、桑树的种植最为普遍。棉花的种植,木棉的裁种等,在一些地区也有发展。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南方的手工业也有所发展。制茶、缫丝、丝织、制瓷、制盐、造船、矿冶
13、等业都比较发达。为各地发展经济联系,互通有无提供了条件。这种经济联系不仅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也要求不受政治分裂的阻碍,这就为全国统一创造了条件。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北宋。公元979年,宋太祖率军亲征,消灭北汉,唐末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终于结束。中国封建经济又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二、隋朝经济的发展和封建剥削的加强(一)隋文帝发展经济的措施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后,为了稳固统治,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中央确立三省六部制,地方实行州、县两级制;改革府兵制,完成兵农合一;建立科举制度,完善官吏的铨选;减省酷刑律令等等。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军攻灭江南的陈朝,完
14、成了南北统一。在经济领域,隋文帝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其主要内容:1。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隋文帝即位后,于开皇二年(公元582年)颁布开皇新令,决定继续实行均田制,规定: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以下为中,十八以上为丁,。六十为老。并规定:丁男中男每人授给露田80亩(隋1亩约合今1.13市亩),丁女授给40亩,男子另给永业田(相当于北魏的桑田)20亩;奴婢授田依照普通农民;牛一头授田60亩,限4头。露田在民年老或身死后必须归还国家,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对于贵族、官吏,规定自亲王以下至都督均授给永业田,自100顷到40亩不等,作为世业。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又
15、规定京官自一品至九品给予5顷至1顷的职分田,每品以五十亩为差;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各级官府还给公廨田,以所收地租充作办公费之用。灭陈后,均田制也推行到江南。 隋代均田制在实行过程中,与前代一样,仍然存在着农民普遍受田不足的问题,在一些人多地少的地区,每丁才受田20亩,至于老少就更少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官僚地主占有了大量土地,使农民无田可受或受田后又遭官僚地主掠夺。另外,国家授给农民的土地主要是无主荒地或由政府直接掌握的官田,但是国家并不是将所有的官田荒地都拿出来分配,其中相当一部分要用作政府屯田或赐给贵族官吏,因而使均田制不能彻底施行。 但是由于均田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士族豪强对土地的兼
16、并及其势力的发展,因而有利于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的加强。同时,这种制度的确使原来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了一些土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对推动经济的恢复、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2。改定赋役,减轻农民负担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时,隋代还沿袭了北朝以来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租调力役制度。开皇新令规定:丁男一床(指一夫一妇),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絁,麻土以布,绢絁以匹,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课,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 隋书食货志。 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44-546页表列数字计算。隋尺度采用开皇尺
17、。 隋书食货志。 参见隋书杨素传。 关于力役则仍依周制,役丁为十二番,匠则六番。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下令酌量减轻赋役,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为每岁二十日役,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布亦当减为二丈五尺,史文漏载)。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又令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同年六月,又规定人年五十,免役收庸,即50岁以上的丁男可免除徭役,但须纳绢代役,称做庸。另外还有一些临时性减免,如灭陈后,隋文帝以江表初定,给复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赋。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又因库藏皆满,隋文帝下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与南北朝相比,隋初的赋役比较轻,比那时较轻的北
18、齐、北周还要轻些。隋文帝之所以采取这种轻税入官的措施,一是为了争取民心,使广大农民安心生产,促进经济的发展,二是为了使封建国家掌握到更多的纳税农民,将他们从地方士族豪强荫蔽下,转归到封建政府手中,以达到既可充实国家经济、军事实力,又可抑制地方士族豪强势力的目的,从而巩固封建国家的统一和促进中央集权的加强。 3。检括人口,充实财政汉末以来,由于士族强盛,大量庇护人口为私属,严重影响封建国家赋役的征发。隋初,河北、山东一带农民隐漏户口,投依士族豪强的情况十分严重。因此为了防止农民脱漏户口和隐瞒年龄,逃避赋役,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也为了抑制地方士族豪强兼并人口,扩充势力,隋文帝实行了严格的整理户
19、籍的措施,并首先在河北、山东一带进行检括人口。这次行动在有的州检括出成千上万的隐漏农民。于是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大索貌阅,即阅其貌以验老小之实,并规定:户口不实者,里正、党长流配远方;大功(堂兄弟)以下皆另立户籍,以防隐匿。结果,一共检出44.3万丁,有160.15万人口被新编入户籍。接着,宰相高颎奏行输籍法(即输籍定样),即由朝廷根据贫富规定上下户等的样式,规定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出查,令百姓五党或三党(隋因袭北魏以来的三长制。隋之三长,在畿内为保长、闾正和族正,畿外为保长、里正和党长)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重新规定应纳税额,写成定簿。通过大索貌阅和实行输籍法,大量隐
20、漏逃亡农民被俭括出来,成为国家的编户,增加了纳税户口,保证了隋王朝的财政收入,同时打击了地方士族豪强的势力。 4。大力兴修水利工程隋初,封建统治者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十分重视水利灌溉事业的 隋书食货志。 隋书食货志。 隋书食货志。 隋书食货志。 隋书食货志。 隋书食货志。 隋书食货志。 隋书食货志。 建设。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文帝派李询开渠引杜阳水,灌溉三畤原农田,民赖其利。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开广通渠,引渭水直达潼关,漕运300里,一部分用于溉田。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官吏也在各地积极兴修水利,如怀州刺史卢贲,决沁水东注,修成利民渠和温润渠,以溉舄卤。寿州总管长史赵轨修复芍陂,灌
21、田5千余顷。蒲州刺史杨尚希引瀵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衮州刺史薛胄兴修薛公丰衮渠,将衮州城附近大泽积水西注,使陂泽尽为良田,同时又能通转运,利尽淮海。其他一些地方还有水利工程建设,有些军屯垦殖的地区亦有不少开渠引水溉田的水利工程。这些都大大有利于农业生产。 5。官仓、义仓的设置隋文帝为了解决积粮防灾和朝廷用度问题,设置了许多官仓和义仓。 官仓由官方设立和掌握,积储粮帛等物,供朝廷使用。官仓始建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当时,京都长安仓库空虚,关中所产粮食不够京城消费,由外地漕运又有砥柱(今河南陕县三门峡)天险,极为困难。于是隋文帝下令,在卫州置黎阳仓(今河南浚县东大伾山北),洛州置河阳仓,
22、陕州置常平仓,华州(今陕西华县)置广通仓,广储粮食,逐次转运,供应京师和受灾地区。 除官仓之外,还有一种义仓。义仓也称社仓,是民间自置的公共粮仓。 它的设置,起源于开皇五年(公元585年)。当时,隋文帝采纳度支尚书长孙平的建议,令地方设置义仓,作为救灾之用。数年后,又令各州百姓及屯田军人,在收获季节,按贫富各出粮谷若干(最多不过一石),就地造仓储存。平时委托社司(即乡官)管理,不使腐坏,遇有灾害时,开仓自赈。义仓的设置,对百姓确有好处,特别是设在乡间的义仓,不受州官控制,有灾时开仓较为方便。但到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官府借口小仓管理不善,将义仓收归州管理。第二年,朝廷又规定农民按户分为上
23、中下三等,分别交纳一石、七斗、四斗的义仓粮,从而改变了义仓的农民防灾自救的性质,成为加在农民身上的一种负担。 隋朝由于国家统一,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发展很快,农业产量迅速提高,储存在仓窖中的粟帛,数量惊人。据史载,到开皇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库藏之多,前所未有。 6。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南北朝时期,钱币、度量衡制极为混乱。以钱币为例,到隋初,关中流通北周的永通万国、五行大布和五铢钱三种;关东有北齐所制的常平钱;河西诸郡甚至用西域的金银钱。当时,不但钱币大小轻重不一,而且各地私铸严重,币质低劣,官禁不住。朝廷法定的钱币只是各种钱币中的一种。这种混乱情况,对于商品交换极为不利。隋文帝即位后,
24、力求钱币统一,下令新铸一种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 隋书李询传。 隋书卢贲传。 隋书薛胄传。 吴兢:贞观政要论贡赋。 四斤二两的五铢钱。新的五铢钱流通后,民间私铸之风仍未得禁止。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下诏,令四面诸关,各付百钱为样。从关外来,勘样相似,然后得过。样不同者,即坏以为铜,入官。当时前代旧钱,如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及常平钱仍用以贸易不止。于是开皇四年(公元584年),隋文帝又下诏,宣布:仍依旧不禁者,县令夺半年禄。但是百姓习用既久,尚犹不绝。一直到开皇五年(公元585年)隋文帝再次下诏,严其制。之后,才基本上统一了钱币。灭陈后,隋政府陆续在扬州、
25、鄂州、益州等地设炉,依定样铸钱,将五铢钱推广到江南。 开皇年间,隋文帝还下令统一了度量衡,规定以古尺一尺二寸为一尺,以古斗三升为一升,以古秤三斤为一斤。度量衡制的统一,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此外,隋文帝还提倡俭朴,分给贫苦人家牛、驴,并下令修治道路,设置驿舍或草顿(止宿之处)等等。 隋文帝在统一的局面下,采取的上述经济措施,促进了封建经济的繁荣,使几百年来发展迟缓的社会经济,立即走上迅速上升的道路。 隋书食货志。 隋书食货志。 隋书食货志。 隋书食货志。 隋书食货志。 隋书食货志。 隋书律历志。 (二)隋炀帝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举措继隋文帝杨坚之后为帝的,是其次子隋炀帝杨广。杨广是历史上著名的
26、暴君,在他统治期间,隋王朝灭亡,成为历史上短命的封建王朝之一。但是隋炀帝的一些举措,无论其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也曾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1。改革均田制,取消妇女和奴婢的受田隋文帝时期,由于均田制实行得并不彻底,因此隋炀帝继位后,于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又诏天下均田。在此之前,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他还宣布免除妇女、奴婢部曲的课役,实际上等于取消了他(她)们的受田。这项改革意义十分重大。首先,妇女不再受田,不再负担租调力役,男子就不会因结婚而增加租税力役负担,这样对于人口的增殖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其次,妇女、奴婢部曲不再受田,使士族豪强不能再以多占人口而多占土地,对于抑制士族豪强的势力
27、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隋炀帝腐败透顶的统治,均田制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施行,而且还日益遭到破坏。史籍中没有关于隋炀帝时期均田情况的记载,说明隋炀帝诏天下均田的诏令,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 2。营建东都洛阳和规模巨大的仓窖的设置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定都长安。后建筑大兴城(今陕西西安),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迁都大兴城。但是大兴城地处关西,远离关东地区,尤其是灭陈后,不能有效地控制广大江南地区。加之,关中物资不足以供应统一后的隋朝中央政府机构及庞大的驻军所需,从其它地区调运,路程远,漕运困难。而洛阳地处中原地区,交通便利,前代不少王朝,如东周、东汉、北魏、北周都曾定都于此。因此隋
28、炀帝即位后,决定将首都东迁洛阳。即位当年(仁寿四年,公元604年),他下诏营建东都洛阳,并亲往洛阳。次年(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命尚书令杨素为营建东都大监,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为副监,每月役使丁匠200万人,开始了大规模的营建工程。经过10个月的时间,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洛阳城初步建成。城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宫城是宫殿所在处,皇城是文武官衙所在处,外郭城亦称大城或罗城,是官吏私宅和百姓所居处。外郭城周围约25公里,城内洛水以南有96坊,以北有36坊,还有东、南、北三市(即丰都市、大同市、通远市)。 为了充实洛阳人口,增进经济繁荣,削弱地方豪强势力,在营建东都的同时,隋炀帝还下
29、令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又命江南诸州,科上户分房入东都住,名为部京户,六千余家;还命河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 东都洛阳建成后,不仅成为隋朝统治的政治中心,而且也是经济重心地。尤其在南北两段运河开通后,洛阳成为两段运河的衔接点,成为南北经济交 隋书炀帝纪上。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 流和物资集中的枢纽。 在东都洛阳的营建中,城内和城外附近地方,还建筑了许多规模巨大的粮仓。在宫城东有含嘉仓城;在宫城内右掖的街西有子罗仓,仓有盐二十万石;仓西有粳米六十余窖,窖别受八千石。在巩(今河南巩县)东南原上置洛口仓(亦称兴洛仓),筑仓城周回二十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
30、石以还。又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在这些仓窖中储存着数目惊人的粟帛,仅洛口仓和回洛仓就可储谷2600万石。到隋末时,东都的布帛还堆积如山。另外,太原的粮储可支10年,可见各地的粮仓规模也不小。隋朝的储粮到隋亡几十年后仍未用尽,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此时唐朝已立国20年,可见隋朝库藏之多。这种情况,既说明了隋代的苛敛诛求,亦说明了当时农业生产的确发展繁荣。 3。开通大运河隋文帝时,为了关内漕挽的便利,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令宇文恺开通了广通渠,引渭水从大兴城
31、(今陕西省西安市)东达潼关,长300多里。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又沿着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邗沟的旧道,开山阳渎。南起江都(今江苏苏州),北至山阳(今江苏淮安),沟通江淮。隋文帝利用这条渠道,运兵运粮,为灭陈作准备。第二年隋军南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统一了江南。 隋炀帝即位后,为了巩固政权和统一的局面,在政治上要进一步控制新统一的东南地区;军事上,在东北部的涿郡(今北京)建立据点,把军需物资运输到北方;在经济上,为了将南粮北运,把江南富庶的物资转运到洛阳地区,增强中央政府的力量。另外,隋炀帝还有一个个人动机,即他怀恋江都(今江苏苏州)的繁华,向往那里的风光,想去巡游享乐。因此,他下令开凿
32、一条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的大运河。 隋炀帝修建的大运河,工程分四段进行。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100多万人开凿通济渠,从洛阳西苑通到淮河边的山阳(今江苏淮安),沟通洛水、黄河、淮水。同年,又征发淮南十几万人,把山阳渎加以疏通扩大,渠广40步,渠两旁修筑御道,沿路榆柳夹道。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征发河北100多万人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在长江以南开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江水穿过太湖流域,直达钱塘江边的余杭(今浙江杭州)。前后用了不到6年的时间,大运河的全线工程告成。 大运河全长四五千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
33、塘江五大河流,是世界上伟大的工程之一。它的开通进一步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加强了南北的联系,对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南北统一起了重大作用。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 资治通鉴隋纪四。 资治通鉴隋纪四。 吴兢:贞观政要论奢纵。 (三)隋朝经济的发展、繁荣1。人口的增长和垦田面积的扩大隋朝建国时,由于经历了南北朝时期的长期战乱,以及士族豪强地主大量隐占人口,政府掌握的户口只有450万左右。经过开皇初年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的实施,以及政府对户口清查和管理工作的加强,使大批逃户、隐户又成为国家的编户。到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在长江以北隋政府统治区的在籍户口已增至600多万户。灭陈后,又得江南5
34、0万户,总户数达到700万户左右。至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又增加到890万户,4600万口。17年间增加了29,平均年增长率为14。户口的迅速增加,除了隋政府继续括户,括出许多逃亡人口,以及从地方豪强隐占下夺得许多荫庇人口外,主要是人口的自然增殖。这是社会较为安定,经济日趋繁荣的结果。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这样高的人口增长率是很突出的。 人口的增长与农业的发展分不开。反过来,人口增加,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促使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使垦田面积不断扩大。据通典田制载: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垦田面积为1900余万顷,到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已增至5500余万顷。20年
35、间增加了3600多万顷,增长率为190左右。显然这个数字明显夸大,不够准确,但当时耕地垦田面积的激增,当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从中也反映出农业生产的发展。正因为如此,隋朝府库中才积储了数量庞大的粟帛。 2。手工业的发达随着农业的发展,隋朝的手工业十分发达。一些手工技术达到了很高水平。 但与前代一样,隋朝的手工业生产仍主要控制在官府手中,官府设置专门机构,统管工匠,制造产品。隋朝主管官府手工业的最高机构是尚书省的工部;具体管理生产官府所需各项产品的机关是太府寺;负责长安、洛阳皇宫及官廨土木工程的是将作寺(后改称将作监)。隋文帝时,太府寺统左藏、左尚方、内尚方、右尚方、司染、右藏、黄藏、掌冶、甄官等署
36、,掌握着许多重要手工业部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从太府寺分置少府监,由少府监统左尚、右尚、内尚、司尚、司染、铠甲、弓弩、掌冶等署。后又废铠甲、弓弩二署,并司织、司染为织染署。在一些地方州县和矿产地区,也设有管理官府手工业作坊的机构。 在这些官手工业作坊中劳作的主要是官奴婢、刑徒和长期服役的工匠、短期番上的地方工匠。短期番上的工匠须按每年六番,每番两月的规定,轮流到京师或地方州县服役。工匠不仅力役重于均田制下的丁男,而且地位也很低下,缺少人身自由,居住也受限制,如营建东都洛阳时,隋炀帝下令河北诸郡送工艺户三千余家到东都,并规定这些工艺户在建阳门东道、北临洛水的地方集中居住。隋时工匠状
37、况比奴婢好不了多少。至于官奴婢不仅人身 隋书李德林传。 隋书地理志。 参见大业杂记。 地位卑下,所受剥削也最残酷,十一岁以上的小孩就得从事繁重的劳役。隋朝官私手工业的组织规模和技术水平,在不少方面都超过了前代,其造船业、造桥业和丝织业都颇发达。 隋朝造船业空前发展,造船技术很高。隋文帝为了准备攻陈,命杨素在江南永安督造战船,规模之大,技术水平之高,均为历史所未见。如所造五牙战船,船身高达一百多尺,起楼五层,左右前后设置拍竿六支,用来拍击敌船,可容战士800人。隋炀帝游江都(今江苏扬州)时所乘的龙舟,高45尺,长200尺,船上起楼四层,上层有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120房间,皆以金玉装
38、饰。造这样规模巨大的船,技术要求很高,与当时的世界水平相比,隋朝的造船技术也是头等的。 隋的造桥技术也很高。当时的优秀民间工匠李春,设计、建造了闻名世界的赵州安济桥(在今河北省赵县洨河上)。大桥是一座桥洞跨度为37.37米,用石材建造的空腔单拱大弧券桥。大弧券两端的拱背上,各有两个小石拱,既可节省石料、减轻桥基的负重,又可使河水在水位高时从小拱中流过,起到分洪缓冲和保护桥身的作用。大桥全长50.82米,宽9.62米。由于跨度大,桥洞高仅7.23米。桥身坡度低平,桥面平直,便于行人车马往来。这座桥不仅设计合理,构造坚固,而且造型优美壮观,刚劲柔和,宛如长虹当空。桥面两侧石栏杆上有欲飞若动的龙兽之
39、状的雕刻图案,构思巧妙,神情逼真。这座大桥充分表现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是我国桥梁史上的伟大成就,就是现代建筑工程师,见到这座桥也无不交口称奇。公元702年,唐中书令张嘉贞为安济桥作铭文,说优秀工匠李春造桥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非夫深智远虑,莫能创是。这座桥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跨大弧平的石拱桥,它在中外桥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300多年来,虽然经过多次洪水冲击和地震的考验,安济桥至今依然屹立在洨河上。安济桥的成就说明,我国在隋朝时的建桥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欧洲人在1200年之后,才造成了同类的拱桥。 丝织业方面,河北、河南、四川等地,是隋朝纺织业的主要区域。定州(今河北
40、定县)所产绫,相州(今河南安阳)所产绫纹细布,都非常精良,是为贡品。蜀郡(今四川成都)所产绫锦,也很著名。此外,豫章(今江西南昌)出产一种鸡鸣布,也很受各地消费者欢迎。该地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织,亦有夜浣纱而且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苏州等地的丝织业也很发达,缫丝、织锦、织绢者颇多。 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当时专门从事手工业的劳动者日益增多。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朝廷曾在河北一地,即招募工艺户3000多家。在当时的能工巧匠中,有的是专为朝廷服务。如,为隋炀帝造观风行殿的宇文恺唐代官奴婢的劳役制度:四岁以上为小,十一以上为中,二十以上为丁。丁奴三当二役,中奴、丁婢二当一役,中婢三当一役。隋代当与
41、此略同。 参见资治通鉴陈纪。 参见资治通鉴隋纪。 赵州安济桥的建桥年代约在大业初年(公元606年左右),近年又有不迟于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的说法。 隋书地理志。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 和造六合城的何稠等。宇文恺所造的观风行殿,是一座活动的宫殿。可以拆卸,也可以合并,还可以行走,殿下设轮轴,转动自如。这种行殿是一座容纳数百人的大殿,专供皇帝巡行边境时使用。 另一个技术精良的能工巧匠何稠造的六合城,是一座周围八里,高十仞(古代八尺或七尺称为一仞)的活动城。是在隋炀帝攻高丽时所造。曾在一夜之间搭成,城上布满甲士,遍插旌旗。第二天高丽人看见之后,非常惊奇,以为是神功。 还有一种自动收起锦幔和
42、打开房门的装置,构思奇巧,制作精良。东都观文殿前面的书室,门外垂着锦幔,上面有两个飞仙。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但当人们走到幔前,脚触动了地上的机括时,飞仙就会冉冉而下,收起锦幔,房门也悄悄地自行打开。在1000多年前的隋朝,这仿佛只有在神话中才会出现的事情。 隋朝的制瓷业技艺也很精良。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当时的随葬品中,已有瓷器,在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李静训墓和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姬威墓中,都发现了鸡首壶、双龙把手瓶和双耳扁壶等白瓷瓷器。在李静训墓中还发现了碧色玻璃瓶从而证明隋朝已能制造玻璃了。 此外,雕刻、制茶、制盐、漆器、冶炼铸造等手工业也都有所发展。 3。城市的发展与商
43、业的兴盛隋朝城市的发展,突出体现在西京大兴城(长安)和东都洛阳这两座举世闻名的伟大都城的营建上。 隋文帝建国后,认为建于西汉初年,后被北周沿用的长安城过于狭小,使命宇文恺另建大兴城。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六月开始动工,次年初即告完成。大兴城建在旧长安城东南约7公里处的渭水南岸,总面积84平方公里,约为今西安旧城(明、清时建)的7.5倍。据隋书地理志载:大兴城南北长15里175步(据考古勘察,实为16里125步,即8651.25米),东西长18里115步(实为18里133步,即9721米)。城东、南、西各开三门,北面开一门。城的北部中心地区为宫城和皇城。宫城为皇室所居处,皇城为官府所在地。宫城
44、、皇城的东、南、西三面,分列106个居民住区-坊(包括官吏府第、百姓户室及寺观庙宇)。城东、城西各设一市,作为民间商品交易活动场所。宫城、皇城、坊、市由有规则的纵横25条大街分隔开。其中通向城门的6条主干大街,最宽的达150米。其他街道一般也都有几十米宽。各坊四周垒建围墙,大门昼启夜闭;坊内有大街、小巷。为解决城内用水需要,还修筑了若干水渠,分别引浐水、藻河水流经城内。 大兴城布局严整对称、规划整齐,同时它明显改变了自西周以来的面朝背市的旧的城市营建格局,较多地考虑到居民在交通、用水及商品交易活动的需要,是魏晋时代邺城、洛阳都城的进一步发展。大兴城是古代世界中罕见的巨大都城。日本古代京城的营建
45、,受大兴城影响颇大。 沈起炜:隋唐史话,第18页。 参见新中国的考古收获隋唐部分。 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报告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报告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报告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洛阳城的营建如前所述。 隋时,西京长安(大兴城)和东京洛阳,是最大的商业都市。均设有巨大的商品交易场所-市。隋政府对市的管理制定有严密的法令,建立有专门管理市场的机构,长安、洛阳5个市的管理机构叫市署,长官称市令。署下设肆长数十人。在市内从事工商业的人均须向
46、市署登记,取得市籍。隋时,长安的东、西两市,分别称都会、利人。洛阳东、南、北三市分别名丰都、大同、通远。这些市一般占地两坊。通远市周围达6里,丰都市周围有8里。两京市场规模巨大,商业繁荣。如通远市有20门,分路入市,市东是漕渠,其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丰都市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甍宇齐平,遥望如一,榆柳交阴,通渠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资治通鉴载:隋炀帝曾允许少数民族和外国商人入丰都市交易,令市内大事排场,先命整饬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
47、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这段记载充分暴露出炀帝的豪侈和作伪,同时也反映出洛阳商业繁荣的一个侧面。 隋朝商业的发达,还表现在其他商业都市的繁荣上。如四川的蜀郡(今四川成都),据隋书地理志上称,为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江南的宣城(今属安徽)、毗陵(今江苏常州)、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余杭(今浙江杭州)、东阳等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豫章郡(今江西南昌)的贵妇也纷纷暴面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南海(今广东广州)、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
48、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胡商贾至者,多取富焉。关中的岐州(今陕西翔县),密迩京圻,古称繁剧,兼以西通河陇,舟车辐凑,内多豪族,外引名商。河南的蔡州(今河南汝南),地接荆郢,商旅殷繁。 在国内商业发展的同时,隋朝的对外贸易也有所发展。隋朝对边境少数民族和国外的商业,主要分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两条商路。为了发展和西域、中亚诸国的西北陆路上的贸易,隋炀帝曾派裴矩驻张掖(今甘肃张掖),主持对西域少数民族和外国贸易。裴矩根据富商大贾,周游经涉的情况,著作西域图记三卷,详尽记述了西域44国的山川、姓氏、风土、服章、物产等丰富内容,并绘有地图。隋朝的海上贸易以南海(今广东广州)、扬州等地为集散地。隋朝中叶以后,
49、广州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从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到隋亡,南海的赤土(马来半岛)、真腊(高棉)和波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 隋书地理志。 隋书地理志。 隋书地理志。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 隋书裴矩传。 利(婆罗洲)等国,都和中国有使节往来和贸易活动。从国外运来的犀象、玳瑁、珠玑等,多从广州集散。国内外出者,亦多从此出发,将中国传统的商品,如丝绸、铁器等贩运出境。 隋初,通往日本的海上交通未开,中日联系取道朝鲜。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日本曾两次遣使来中国。隋炀帝时也曾遣使赴日本。此后,两国相互
50、交往不断,增强了中日之间的友谊,促进了经济、文化的正常交流。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和大业六年,隋炀帝曾两次派人航海到流求(今台湾),其目的虽然是扩大统治范围,显示国家强大。但客观上却开通了流求与内地进行经济交流的道路。流求与大陆之间素有贸易往来,从此以后,经济和文化交流日益密切。 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发展,隋朝加强了对贸易的管理。在内地都市设立市署,长官为市令,管理商业。沿边地区设立互市监,置监和副监,管理内地和边远地区的贸易以及对外贸易。隋炀帝时,还在鸿胪寺下置东夷、西夷、南蛮、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国及互市事。使者之下设监府,掌其贡献财货;设监置,掌安置其駞(驼的异体字)马船车,并纠察非违。
51、因此,和手工业一样,隋朝的商业虽日益发达,但主要操纵在政府和官僚手中。而且他们常常利用手中的特权,任意盘剥百姓。 如,隋炀帝攻高丽时,常常下令索要物品,官吏得令后,先不宣布索要何物,而是贱价向民众买进,然后再宣布命令,并以贵价卖给民众。这样,转手之间便获利数倍。官吏经商,凭特权获利,民间商业受到抑制。到隋朝末年,官逼民反,人民纷纷起义,生产受到影响,商业也随之走向衰落。 参见隋书百官志下。 (四)隋炀帝时封建剥削的加强隋炀帝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次子,他利用极其阴险毒辣的手段,夺得其兄杨勇的太子位。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杨广乘其父病重,杀杨坚及杨勇,登上帝位。 杨广即位后,为了满足其骄奢淫佚
52、的生活,极大地加重了对百姓的封建剥削,尤其突出表现在徭役剥削的残酷性上。 隋朝徭役的残酷,在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营建仁寿宫(在今陕西千阳)时,即已表现出来。该工程由杨素等人负责。由于工程浩大,役使极严,丁夫多死,疲敝颠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到隋炀帝时,更为残酷。营建东都时,每月役使200万人。据大业杂记载:初卫尉刘权、秘书丞韦万顷总监筑宫城,一时布兵夫,周匝四面,有七十万人。城周匝两重,延袤三十余里,高四十七尺,六十日成。其内诸殿基及诸墙院,又役十余万人,直东都土工监常役八十余万人,其木工、瓦工、金工、石工又役十余万人。皇宫所用梁柱,均采自江南的豫章(
53、今江西南昌)。每根大柱,须二三千人拽拉。其下用铁毂滚动,行不数里就须更换新的,有专人负责准备铁毂,一天不过前进二三十里。一根柱子运到洛阳要花费数十万工。在营建洛阳期间,由于官吏役使促迫,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隋炀帝还在洛阳西郊修建了一座供自己玩赏的大花园-西苑,其周围有200里。苑内掘人工湖,名积翠池,周围十余里。水中筑方丈瀛洲三山,三山各相距300步,高出水面十余丈,在山上山下建有回廊和各式楼台殿阁。西苑里的奇花异草,珍禽怪兽,多从南方各地收罗,消耗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下令征发丁男百余万修筑长城,10天之中就役死了十分之
54、五六。次年,又征发20万人筑长城。 开运河时,役死百姓更多。开通济渠时,征发了河南、淮北100多万人;疏通邗沟时,征发了淮南10多万人。由于役死丁男太多,故到开永济渠时,丁男不足,就征调妇人。 隋炀帝曾三次巡游江都,以满足其游玩享乐的欲望。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他第一次游江都时,仅挽船的民夫就达8万人。沿途500里内的百姓,都被迫贡献珍贵食品,吃不完的,就在出发前埋掉。 为了炫耀武功,隋炀帝三次发动侵略高丽的战争。为了进行这场战争,他做了长期的准备。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炀帝下令大造兵器,并规定制造不合格者判处死刑。同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征兵。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在涿郡修建
55、临溯宫,作为自己的行辕,以便亲自指挥战争。同时命令幽州总管元弘嗣,限期在东莱(今山东掖县)督造300艘大船。在官吏的逼迫下,民夫昼夜在水中劳作,以致腰以下腐烂生蛆,死者十分之三四。他还勒令江南、淮南、河南等地的百姓,制造戎车5万辆,送到河北,以供装载衣甲帐幕之用。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调发江淮以南民夫和船只,转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的米粮等军备物资至涿郡,沿途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 隋书食货志。 隋书食货志。 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同时还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后牛车征尽,又征发人力推车,车
56、夫60余万。前后征调的民夫达230多万人。由于大量劳力参与运输物资和大批死亡,以至耕稼失时,田畴多荒。 当一切准备停当,大业八年(公元612年),隋炀帝发动了第一次进攻高丽的战争。出兵113万余,号称200万,由他本人亲自节度。结果大败而归,逃回国内的残兵只有2700人,几乎全军覆没。以后隋炀帝又连续发动了两次进攻高丽的战争,虽勉强迫使高丽求和,但隋朝国力已大大受损,阶级矛盾极其尖锐。 就在对高丽的战争期间,大业九年(公元613年),隋炀帝征发丁男10万人,加筑大兴城。一直到隋亡前二年,他还征集数万人建毗陵宫,又再想建会稽宫和丹阳宫。 隋炀帝繁重的徭役和兵役,弄得千百万农民家破人亡,上百万壮丁
57、死于徭役。农民为了躲避徭役和兵役,不惜伤残自己的肢体,称做福手福足。在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王薄领导农民在长白山(在今山东章丘)起义,起义烽火很快就燃遍全国。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隋炀帝见北方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下令重新制造在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杨玄感反隋时烧毁的龙舟和各种船数千艘。于次年七月,顺大运河逃往江都,企图维持半壁河山。 在江都,隋炀帝仍然过着荒淫腐朽的生活,令王实充为他广选江淮美女进宫。此时他已无力控制全国的局势了,其骁果卫士多关中人,他们怀念家乡,多欲逃散。义宁二年(公元618年)三月,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和直阁裴虔通等人,利用卫士的不满情绪,推举
58、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为首,发动兵变,勒死了隋炀帝。隋朝统治就此结束。 隋书卷四,炀帝下。 隋书卷四,炀帝下。 隋书卷四,炀帝下。 三、唐前期恢复、发展生产的经济措施隋朝末年,正当农民起义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时,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夏,隋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他率领军队迅速渡过黄河,进入关中,在关中地主阶级的支持下攻取长安,控制了渭水流域。隋炀帝死后,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号武德,国号唐。到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经过一系列兼并战争,李氏唐朝消灭了各地的武装割据势力,重新统一了中国。唐朝初年,由于经历了隋炀帝的暴政和隋末农民战争,社会经济凋敝。 以人口为例,到武德晚年,全国户数不过
59、300万,约当隋盛时900万户的13弱。遭受破坏最严重的黄河下游地区,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直到贞观中年,这里(以今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为准)的户数登记在官府户籍簿上还不到70万,约为隋大业初年470余万的17。面对这样残破的社会经济,唐王朝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以保证租税等财政收入。 (一)均田制的继续推行和租庸调法的实行1。均田制的继续推行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四月,唐政府颁布了均田令,其主要内容如下:(1)关于百姓的受田丁男(21-59岁)和18岁以上的中男(16岁为中男),各受口分田80亩,永业田20亩。永业田可传给子孙,口分田则在民老或身死后交
60、还国家。 老男(60岁为老)、废疾人。、笃疾人。各受口分田40亩;寡妻妾各受口分田30亩。如果他(她)是作户主的,再受永业田20亩。 道士、和尚各给口分田30亩;女冠、尼姑各给口分田20亩。 工商业户在宽乡(地多人少)者,给永业田10亩,口分田40亩,在狭乡(人多地少)者不给。 一般妇女、奴婢和部曲不再受田。 狭乡的口分田减半给授。狭乡的人准许在宽乡遥受土地。 一般人家3口以上给1亩园宅地,6口则加1亩;奴婢5口给1亩园宅地,10口则加1亩。 如果土地需要休耕,还可以加倍授给。 民户原有土地,计算在已受田之内。 (2)关于贵族、官吏的受田有爵位的贵族,亲王给永业田100顷,郡王50顷,国公40
61、顷,郡公35顷,县公25顷,侯14顷,伯11顷,子8顷,男5顷。 贞观政要直谏篇。 据隋书地理志和旧唐书地理志的有关材料统计。 笃疾人指癫狂、两肢废、两目盲等。 笃疾人指癫狂、两肢废、两目盲等。 通典作10顷。 职事官正一品给永业田60顷,从一品50顷,正二品40顷,从二品35顷,正三品25顷,从三品20顷,正四品14顷,从四品11顷,正五品8顷,从五品5顷。 散官五品以上与同级职事官所受永业田数相同。 六品以下官吏的永业田,听本乡取还公田充,愿于宽乡取者亦听。六品七品职事官2.5顷,八品九品职事官2顷。散官若有官爵及勋俱应给者,唯从多,不并给。 勋官之永业田亦称勋田,上柱国30顷,柱国25顷
62、,上护军20顷,护军15顷,上轻车都尉11顷,轻车都尉7顷,上骑都尉6顷,骑都尉4顷,骁骑尉、飞骑尉各80亩,云骑尉、武骑尉各60亩。 京内外职事官按照职位的高低还受给职分田,亦称职田,以其地租作为俸禄的一部分。京官一品12顷,二品10顷,三品9顷,四品7顷,五品6顷,六品4顷,七品3.5顷,八品2.5顷,九品2顷,皆给京城百里以内之地。外官诸州都督、都护、亲王府官二品12顷,三品10顷,四品8顷,五品7顷,六品5顷,七品4顷,八品3顷,九品2.5顷。镇戍、关津、岳渎官五品8顷,六品3.5顷,七品3顷,八品2.5顷,九品2顷。其他如三卫中郎将、上中下府折冲都尉、果毅都尉、长史、别将以及亲王府典
63、军、副典军等,亦各授与数量不同的职分田,最少为80亩。职分田属公田,不归私人所有,官员离职时要移交后任。 各级官署授给公廨田,亦称公廨园或公廨地,以地租作为办公用费。 京官各司:司农司26顷,殿中省25顷,少府监22顷,太常寺20顷,京兆府、河南省各17顷,太府寺16顷,吏部、户部各15顷,兵部、内侍省各14顷,中书省、将作监各13顷,刑部、大理寺各12顷,尚书省、门下省、太子左春坊各11顷,工部10顷,光禄寺、太仆寺、秘书监各9顷。外官各司、大都督府40顷,中都督府35顷,下都督府、都护府、上州各30顷,中州20顷,宫总监、下州各15顷,上县10顷,中县8顷,下县6顷。其他各级官署亦都有相应
64、的公廨田。最少为1顷。 (3)关于土地买卖的规定唐均田制明确规定禁止土地买卖,并制定了严厉的法律,如:诸卖口分田者,一亩答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地还本主,财没不追。但同时又规定了一些例外: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的,准许出卖永业田。 百姓搬家,从狭乡迁到宽乡,或卖地以建住宅、邸店、碾硙的,还准许出卖口分田。 官员的永业田、勋田和赐田可以出卖。 买入的田地不能超过应受田限额。狭乡人买田,可依照宽乡的限额。 已卖田者,不准再申请授田。 唐朝的均田制,与前代相比,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具有以下一些特点:通典作10顷。 唐六典尚书户部注。 通典食货田制下。 新唐书食货志五。 唐律疏议户婚。 第一、
65、明确取消了奴婢、部曲的受田。这一方面表明奴婢、部曲在农业生产中地位的下降,人数的减少,以及奴隶制残余的进一步降低。另一方面不再授田给他们,也是对士族地主的打击,反映了唐时士族地主势力的进一步衰弱。 第二、除寡妻妾以外,一般妇女不再受田。隋时,妇女受露田只有男子的一半,而一夫一妇的租调却为单丁的一倍,不少男子因此而不肯结婚,造成籍多无妻的现象。唐朝一般妇女不再受田,也就不用再负担封建国家的租赋徭役,男子就不会因结婚而增加负担,因而对人口的繁殖与增长起了积极的重要作用。同时,妇女不受田而男子受田,也反映出唐朝封建小生产家长制的发展,从此女子更加依附于男子。 第三、和尚、道士、尼姑、女冠都可以受田,
66、反映了南北朝以来寺院经济的发展。这是封建国家在法律上承认了宗教寺院对土地占有的合法权利,保证僧侣地主的既得利益。 第四、各级官吏普遍授给大量的土地,职位愈高受田愈多。唐代均田制中关于官吏受田的规定比前各朝完备得多,一方面以保证大官僚必为大地主,另一方面更是唐王朝培植新地主的重要手段。由于唐均田制不触动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并使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合法化,因而自然会得到大官僚地主的拥护,使均田制能够顺利地推行。在实际执行中,正是由于均田制的推行,使许多官僚地主占有了更多的土地,扩大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同时促使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第五、唐代均田制放宽了对受田买卖的限制。北魏的均田制,只允许买卖桑田,
67、以后也仅及于麻田的有余或不足部分;北齐时虽买卖露田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隋沿北魏、北齐制度,只许桑麻田在规定限度内买卖,即得卖其多出部分或买进不足部分,是仅许永业田的超额或缺额部分的买卖,其数量自然极其有限。而唐代均田制中关于土地买卖的规定,虽然名义上是为了限制土地买卖,但实际上这些例外很容易就被突破,使土地买卖易于形成和广泛发展。尤其唐代均田制还允许买卖口分田。这是自北魏实行均田制以来,封建政府第一次允许买卖口分田(露田),也是唐代均田制的一个显著特色,说明唐代对土地买卖的限制较之前代明显放宽。这也是北魏以来封建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在法令上的反映。它为土地兼并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68、,助长了官僚地主、豪商巨贾以及僧侣地主对土地的兼并势头。同时也为均田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 唐代均田制在全国各地都认真贯彻实行了。大体说来,关东地区,因在隋末农民战争中遭受破坏严重,士族豪强受打击沉重,死亡逃散的很多。他们遗留下来的田地,有的转移到农民手中,大部分成为国家控制的荒田,因而国家比较容易地授给农民规定标准数额的永业田和口分田。江南地区、江淮流域,由于地旷人稀以及战乱给士族豪强的打击,对广大农民一般亦能按规定限额授田,甚至还授给较多一些的田地。至于关中地区,由于基本上未经战乱破坏,官僚地主众多,地狭人稠,因此一般农民多不能按规定得到受田,往往受田不足。全国各地情形不同,即在同
69、一地区亦有差异。不过从总的情况看,唐代均田制是自北魏推行均田制以来,实施情况最好的。因此,均田制的实行,对于唐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隋书食货志2。租庸调法的实行唐代的租庸调法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以受田丁民为征课对象而制定的。它基本上沿用隋制,但为了适应新的情况,在某些方面又作了一些补充修正,因而较之隋的租调力役制度更加完整严密。 唐代租庸调法,如唐六典尚书户部所述如下: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有闰之年加二日),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
70、尺(布加五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得过五十日)。 凡水旱虫霜为灾害,则有分数。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若已役已输者,听免其来年。凡丁新附于籍账者,春附则课役并征,夏附则免课从役,秋附则课役俱免。凡丁户皆有优复蠲免之制(诸皇宗籍属宗正者,及诸亲五品以上祖父兄弟子孙,及诸色杂有职掌人),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乡闾者,州县申省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 唐朝的这种赋役办法,正如唐人陆贽所说: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所以一般称为租庸调法。而杂徭不是唐代赋役的重要部分,就略而不论。 唐代
71、的租庸调较隋代要减轻许多,主要表现在规定了役期的最高限度,以及输庸代役的办法上。这是隋末农民大起义反抗封建国家残酷的徭役剥削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唐初率土荒俭的实际情况,迫使封建国家不得不减轻农民徭役负担,使其专心生产,发展经济的结果。这一变化,不仅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多少也减弱了个体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 租庸调制是唐代前期封建国家的主要税源。这个时期,尤其是唐代初期,因为受田家民有一定的土地收获,缴纳租庸调赋役不会感到负担太重。唐政权亦为了积极恢复农业生产,把大量荒地分配给农民,使之得到耕垦。同时轻赋省役,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使其尽力耕作,以保证国家赋役既有可靠的来源,
72、又能增加财政收入。这种税制,对于封建政权的巩固,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陆贽:陆宣公集均节赋税恤百姓。 (二)贞观时期的休养生息政策唐高祖李渊统治后期,他的几个儿子争夺皇位的斗争日趋激烈。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其次子李世民在长安宫城的玄武门发动政变,袭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不久,李渊被迫退位,李世民继立为帝,是为唐太宗。以李世民为首的统治集团由于亲身经历了隋炀帝的暴政和隋末农民战争,深知隋末农民是在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已无法生存的情况下举行起义的,因而君臣反复引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古语来警励自己。唐太宗李世民还说:天子者,有道
73、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因此,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唐太宗采取了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经济措施。 贞观初,唐太宗十分重视备荒和救荒。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戴胄建议参照隋朝的社仓制度,在各地设置义仓,以备凶年。唐太宗立即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规定:自王公以下,每亩征税二升;商贾无田者,户分九等,分别纳粟自五石至五斗不等;义仓粮食有灾则用于赈民,无灾则借贷民户作种子。自此以后,州、县普遍设置义仓,专用于备荒,不许杂用。当时,从贞观元年到三年(公元627-629年),关东、关中各地连续发生旱霜蝗灾害,关中受灾最重,饥
74、馑尤甚,不少农民卖儿鬻女。唐太宗认为这对于他的统治是一种危险,于是一面命令灾区开仓赈济,准许灾民就食他州,一面派遣大臣巡视灾情,并出御府金宝赎男女自卖者还其父母。逃荒的灾民,受到各州县竭力帮助,有的州甚至做到逐粮户到,递相安养,灾民返乡时还赠给粮食、布帛。 唐太宗重视均田令的施行。他曾视察灵口的授田情况,得知每丁才受得30亩,下诏雍州,录尤少田者,并给复,移之宽乡,为了增加农业劳动力,唐太宗一面多次颁布减免全国或部分地区租赋的法令,并用免除几年赋役的办法,招诱逃亡农民归业,一面以强制措施,把长期在外的浮游人口,送回原籍生产。洛州地方官曾把许多浮游人户,并遣务农,各令属县。有游手怠惰者,皆按之。
75、其他一些地方也以类似方法强迫逃散人户回乡务农。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唐政府下令在全国括浮游无籍者,限来年末附毕。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四月,唐太宗派使者携金帛赎回了隋末被北方突厥掳掠去的汉民,得男女8万人。唐朝大力招抚流亡人口的政策,收到了很大效果,仅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流亡唐境以外的百姓和少数民族就有120余万内附。唐太宗还注意增加人口,曾下诏奖励婚姻,地方长吏能使百姓婚姻及时、鳏寡减少者,按户口增多进考。 唐太宗还注意到不夺农时,以利农业生产的恢复。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二月,正值春耕之时,皇太子将举行冠礼,官吏要调动府兵充作仪 贞观政要论杀戒太子诸王。 旧唐书太宗本纪上。
76、 旧唐书陈君宾传。 册府元龟帝王部惠民。 册府元龟牧守部劝课。 资治通鉴唐纪十二。 仗。唐太宗表示反对,下令改在十月举行。 此外,唐太宗即位后曾下令释放宫女3000人,减少宫殿的营筑,停止官吏进奉珍异,禁止贵族官吏的第宅、车服、婚丧过分奢侈。他还并省了许多州县,并把中央各官府的官员从2000多人精减到600多人,以紧缩财政开支。上述做法,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对人民都是有利的,因而促使生产状况迅速好转。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全国大丰收,流散的人口都返回乡里。以后又年年丰稔,米粟每斗不过三四钱。由于农民辛勤地进行生产,到贞观后期,社会经济已得到恢复。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9年),全国户数已接近3
77、80万户。 贞观后期,随着封建统治的逐渐稳固,唐太宗不能再很好地纳谏,渐渐抛弃了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于是战争和徭役频繁起来,赋税负担又加重了。在一些地区爆发了农民起义。 (三)武后及唐玄宗发展经济的举措唐太宗死后,唐高宗继位。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武则天被立为皇后。此后,武则天逐渐将权力转移到自己手中,并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改唐为周,正式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参与和掌握最高权力达50年之久。在她当政时期,除在政治上加强统治外,在经济上比较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上元元年(公元674年),高宗根据武则天的建议,诏令全国施行劝农桑、薄赋徭,免除京畿地区徭赋,节省功费力役等
78、12事。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武则天下令奖励农桑,规定凡是做到耕地增加,家有余粮的地方,地方长吏可以得到奖赏;如果户口减少,就要受到处分。武则天比较重视兴修水利,曾在曲沃(今山西侯马)东北、临汾东北、符离(今安徽宿县北)修有新绛渠、高梁堰、牌湖堤,灌溉田地。另外在九陇(今四川彭县)、巴西(今四川锦阳东)、营丘(今山东昌乐县东南)也兴修了一些引水工程。咸亨三年(公元672年),还于岐州陈仓县(今陕西宝鸡)东南开渠,引渭水入升原渠,通船筏至长安城。武则天统治的50年间,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治、经济措施,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维护和加强了封建国家的统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封建统治的发展。
79、国家掌握的户口增长很快,从她被立为皇后前三年(即永徽三年)的380万户,增加到615万户(神龙元年,即公元705年,武则天被迫退位)。贞观以来经济发展的趋势,仍在继续,对于后来唐玄宗开元之治的封建全盛时代,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联合禁军将领李多祚,拥戴中宗李显复位。但此后8年的时间中,唐朝政局动荡不安,发生了7次政变,更换了4位皇帝。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唐玄宗即位,杀死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才使一连串的宫廷政变告以结束。 唐玄宗即位后,先后任用姚崇、宋璟作宰相,在稳定封建秩序、发展社会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开元二年(公元
80、714年),针对富户强丁多削发入寺逃避徭役的情况,玄宗下令沙汰天下僧尼,迫令1.2万人还俗,编入国家户籍,并规定,自此以后,各地不得新建佛寺,旧寺颓坏,也要报请官府查实,才许加以修葺。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唐朝政府规定:封户的租庸调,改由政府统一征收;征收未完时,封主不得向封户催索和出放高利贷;而只能等到征收完毕后,到京城或州治领取。从而缓解了封户严重受害,而失掉生产积极性的问题。 开元三年和四年,关东连续发生严重的蝗灾。在姚崇的主持下,朝廷派出专使,督察州县官吏大力捕蝗,并要求他们将本州县捕蝗勤惰的情况上报中央,使蝗灾连岁的情况下,没有出现大的饥荒。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宋璟继姚崇
81、为相,坚守姚崇所制订的有利于稳定社会、发展生产的政策。并在防止边将贪功生事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这对使劳动人民安心生产,也起了积极作用。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唐玄宗任宇文融为劝农使,并准其所奏,置劝农判官29人,分行全国各道,检括籍外兼并的土地和逃户。唐王朝令逃户在百日内自首,听于所在附籍,并免除他们六年的租调和徭役,只收轻税,违者则法力不赦。括户工作到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结束,得户80余万,田数与此相等,得钱数百万贯。人口增加了,耕地面积也扩大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增多了。这个时期,政局稳定,生产发展,唐王朝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 旧唐书宇文融传。 四、唐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一)农
82、业生产的兴盛唐朝前期,由于统治者施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及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为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及广泛使用,对唐代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唐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首先突出表现在耕犁的改进上。唐以前的犁,主要是笨重的长直辕犁,操作时回转困难,耕地费力。唐初,南方出现了一种短而轻便的曲辕犁。这种新型的耕犁当时又叫江东犁。据唐人陆龟蒙耒耜经载,曲辕犁由铁制的犁镵(又称犁铧)、犁壁和木制的犁底、压镵、策额、犁箭、犁辕、犁梢、犁评、犁建、犁槃等11个部件组成。同以前的步犁相比较,曲辕犁有三处重大改进:即直辕改成了曲辕,增装了犁评和犁壁。曲
83、辕比直辕灵活,更便于操作。犁评用以控制犁箭,推进犁评使犁箭向下,入地深,拉退犁评使犁箭向上,入地浅,可适应深耕或浅耕的不同需要。犁壁可将翻起的土推到一旁,减少耕犁前进的阻力,提高耕地速度。曲辕犁在唐代被广泛使用。贞观中,定州工匠制造耕犁特意寻求弯曲的树木作犁辕,说明该地区已通行曲辕犁。陕西三原发现的贞观时期李寿墓壁画上的牛耕图,以及敦煌壁画上晚唐时的牛耕图,犁辕也都是弯曲的,说明在黄河流域许多地区,都已采用了曲辕犁。由于曲辕犁灵便省力,可由单牛牵引,适合水田耕种,因而在江南地区更是广泛使用。我国古代的耕犁,发展到曲辕犁,已基本定型。曲辕犁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是唐代农业生产力提高的一个突出标志。 其
84、次,当时还出现了铁搭,即四齿耙,以及木(l hi,音历宅)、耖等农具。铁搭是掘地的农具;木和耖是在耙田以后,用以破块滓,溷泥涂,或疏通田泥的工具。有了这些工具,就可以形成耕-耙-的一套土壤耕作技术。但是,由于耖和木相比,其形制比较简单,操作也比较方便,便逐渐代替了木,形成了耕-耙-耖的一套耕作技术,它和北方的耕-耙-耱的一套耕作技术,互相比美,且各有千秋。北方的耱,主要是为了土地平整和保墒防旱;南方的耖,则主要是为了熟化土壤。 随着农业的发展,灌溉器具也有新的进步。早就有的桔槔(井上汲水工具)和辘轳,唐朝时使用更加普遍,东汉三国时期出现的翻车,唐朝时继续得到推广。唐代在前代创造的基础上,还推广
85、了各式水车。当时在北方旱田地区,有一种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的立井式水车,已经开始应用于农田灌溉,它可以用人力或畜力回转戽水。刘禹锡诗:咿哑转水车所指同属这类水车。在长江流域及钱塘江三角洲,水车的使用更为广泛。除以人力、畜力转动的水车外,还出现了一种名为筒车的新的灌溉工具。筒车的形状类似纺车,用细竹制成,四周缚以竹筒之类,随水流自行旋转,竹筒在低处舀水,至高处泻水,入渠灌田。杜甫的春水诗:接缕垂芳饵,连筒灌水园中所称的连筒,就是指这种竹筒筒车。筒车由于使用自然力, 太平广记邓玄挺。 全唐诗卷三五七,刘禹锡:同乐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之十九。且日夜自转,因而大大节省了人力,同时提高了生产效率。 水利事业
86、的发展,是唐代农业的一大成就。唐中央和地方政府设有专门机构和人员管理水利。中央由尚书省的工部水部郎中主管。各地的水渠和斗门置长一人,专管节水多水,均其灌溉;州县每年派员检查,视经管水利的好坏,田畴的丰歉,予以赏功罚过。唐政府还制定了严密的水利灌溉法规-水部式。其中规定:居上游者,不得拥泉而专其腴,凡浇田皆仰预知顷亩,依次取用,设置碾硙,不得妨碍农田灌溉。此外,对于斗门的设置,放水的时间,各支渠放水先后及水量的多少,不同季节、麻麦禾粟等各类作物用水的安排,渠道堤堰的防护修理等等,皆有详细规定。水部式的颁布施行,是唐代水利灌溉事业进一步提高的表现,它对于减少争水纠纷,合理用水,保障生产的发展起了积
87、极的作用。 唐代农田水利事业很发达。在全国各地都兴建农田水利灌溉工程,仅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全国的水利建设工程就达264处,遍及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九道,如下表:道名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所修河渠陂塘堤堰数25 39 16 58 9 16 71 30 5总计河渠陂塘堤堰工程269其中163项是在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以前修建的。唐代各级地方官吏大都积极开展水利工程建设。这些水利工程,有的是缘古渠旧坡重新疏浚的,有的是因需要而新建的。多数为中小型工程,大的工程可灌田上万顷,小的可灌田数十顷。北方的水利工程以开渠引灌为主,南方则偏重于排水和蓄
88、水,东南地区尤其兴建了大批堤、堰、坡、塘等工程。在沿海地区则多修筑堤防,防捍海潮。唐代农田水利设施的大量修建,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兴旺。唐代农业发展的另一重要表现,是集约经营程度的提高。唐以前,尤其是十六国及北朝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北方的耕作比较粗放。到了唐代,随着国家的长期统一,社会比较安定,农民可以安心从事生产,致使精耕细作的农田越来越多。不少地区的农民在麦子收获以后,继种禾粟等作物,可以二年三熟。南方的农业种植技术,在唐代显得更加进步。这个时期,高产作物水稻的种植面积比前代大大增加,并广泛采取育秧移植的裁培技术,同时还大量栽培早稻,为在同一土地上复种麦子或其他作物创造了条件。因而唐代南方
89、已通行两年三熟制,有的地方可以一年两熟。 由于农具的改进,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集约经营程度的提高,唐代农业生产的亩产量较之前代有显著提高。在一些水利条件较好,土壤较肥沃的地区,亩产最高达10石。如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河东郡龙门县县令长孙恕开凿十石垆渠,溉田良沃,亩收十石,一般亩产量也在二石左 刘梦得文集卷二十八,高陵令刘君遗受碑。 参见敦煌发现的开元时期水部式残卷。 陇右道的水利工程,新唐书地理志失载。 据新唐书地理志统计。 新唐书地理志三。 右,超过两汉一倍。 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加。唐前期人口的增长情况如下表所示:户口数时间户数口数出处贞观时不足300万通典等永徽三年(
90、652年)380万通典唐会要神龙元年(705年)6156141唐会要开元十四年(726年)7069565 41419712唐会要旧唐书开元二十年(732年)7861236 45431265唐会要旧唐书开元二十四年(736年)8018710唐会要开元二十八年(740年)8412871 4844360948143609旧唐书新唐书天宝元年(742年) 85357638348395 4890980045311272旧唐书通典天宝十三年(754年) 9069154961925452880488唐会要旧唐书天宝十四年(755年)8914709 52919309通典唐代的耕地面积比前代扩大。唐人元结称:开
91、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唐代最高垦田数字是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的1440余万顷,超过汉代最高垦田数800余万顷的约60,使农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农业生产的发展、兴旺,使各种仓廪秋谷充实丰盈。 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唐朝仓库存粮总数如下表:仓别存粮数和籴1139530石诸色仓12656620石正仓42126184石义仓63177660石常平仓4602220石总存粮123702214石附注通典卷一二食货典轻重中说这一年凡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与上述总数不符。 天宝八年(749年)应课户每口分担交粮数表:参见蒙文通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
92、度及学术思想的变化,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元次山集卷九,问进士第三。 曹贯一:中国农业经济史第499、227页。 曹贯一:中国农业经济史第499、227页。 总粮数应课户口数 每户每口分担数5301044户96062220石18.1石(通典原载总数)7662800口12.5石123702214石5301044户23.3石(各仓相加总和数)766280O口16.1石附注有课口的户称应课户。 唐朝规定,每丁每年交租二石,以上负担显然过重。 物资丰富,物价长期稳定。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到天宝年间,长安和洛阳的米价始终保持在每斗15文到20文上下,最贱时达13文;青、齐谷一斗5文,最
93、贱时3文;面一斗32文。绢价也一直保持在一匹200文左右。 总之,唐前期的农业经济在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兴旺发展,不仅使唐王朝达到了极盛,而且也使之成为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国家之一。 参见通典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 (二)官私手工业的发展唐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是手工业的兴盛发达。唐代与前代一样,主要的手工业部门掌握在官府手中。私营手工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封建国家的控制。 1。官营手工业的兴盛发达官营手工业在唐代的手工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唐王朝在中央和地方都设有专门机构来管理庞大的官府手工业生产。中央主管官府手工业的最高机构是尚书省的工部,其长官工部尚书、侍郎的职责为,
94、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泽之政令。属下各郎中、员外郎分掌经营兴造之众务,凡城池之修浚,土木之缮葺,工匠之程式,咸经度之。直接管理中央官府手工业的有少府监和将作监等。少府监有监一员,少监二员,监掌百工技巧之事,总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之官属,尤其工徒,谨其缮作。少监为其副职,凡天下之服御,百官之仪制,展采备物,皆率其属以供之。因此,少府监主要是负责制造精致的手工艺品和贵族官僚的器用服饰。将作监长官为将作大匠,掌供邦国修建土木工匠之政令,总四署三监百工之官属,以供其职事。凡两京宫殿、宗庙、城郭、诸台省监寺廨宇楼台桥道,谓之内外作,皆委焉。少府监和将作监诸作坊生产的手工业品,不在市场上出售。
95、兵器的制作,在唐代前期属少府监的右尚署掌管。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另辟军器监,下设弩坊、甲坊二署专司其事。 唐代官营手工业与前代相比,具有以下一些特点:(1)分工细,从业人员多。唐代官营手工业的分工很细。如少府监下的织染署,是专掌供天子、太子、群臣之冠冕的机构,共有作坊25个:凡织纴之作有十:一曰布,二曰绢,三曰絁,四曰纱,五日绫,六曰罗,七曰锦,八曰绮,九曰,十曰褐。组授之作有五:一曰组,二曰绶,三曰绦,四曰绳,五曰缨。线之作有四:一曰,二曰线,三曰弦,四曰网。练染之作有六:一曰青,二曰绛,三曰黄,四曰白,五曰皂,六曰紫。据唐六典载,少府监役使的技能工匠达19850人,将作监所属工匠也有1
96、5000人,作坊的规模很大,分工细密。另外,官府在全国各城市和地区,也设有各种作坊,使用着大量的手工工匠。唐代的工匠,按照服役的长短和待遇的差别,分为长上匠、短番匠及和雇工匠3种。长上匠来自奴婢和刑徒,长年服役,地位低下,待遇恶劣,生活非常痛苦。短番匠来自番户、杂户和州县应征的一般工匠,他们按照番户一年三番,杂户二年五番,旧唐书职官志二。 旧唐书职官志二。 旧唐书职官志三。 旧唐书职官志三。 旧唐书职官志三。 旧唐书职官志三。 唐六典少府监。 参见唐六典尚书工部。 番皆一月,一般工匠岁役二十日的规定轮番服役,服役期间不给任何报酬。和雇工匠为临时雇用的工匠,如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唐王朝为修
97、筑京师城郭,曾和雇4万多工匠。当时和雇的报酬没有一定的标准,大体雇者日为绢三尺。另外明资匠、巧儿匠也都是和雇的工匠,他们的技艺水平较高。武则天时期,少府监有绫锦坊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他们都是和雇的。和雇工匠身份虽较为自由,但他们往往被封建官府补为正式工匠(即番匠),而被束缚在官府中。当时,无论哪种工匠的社会地位和处境都是痛苦的,有的没有人身自由及生活保障。 (2)手工业分布地区广泛。除长安、洛阳、广州等名城以外,还有扬州(以造船、纺织、皮革和金属用品制造业为中心);成都(以造纸、纺织、制盐和金银器皿业为中心);定州(现河北定县,以丝织品为主
98、,进贡丝织品的数量为全国第一);邢州(现河北邢台,以产名瓷著称);易州(今河北易县,以制墨著称);青州(今山东益都,盛产丝织品);登州(造船业为主);莱芜(冶炼业为主);山西太原(铜器制造);蔚州(今山西灵丘,采铜铸钱);绛州(制墨);蒲州(今山西永济,以造纸、采煤为主);桂林(桂管布产地);湖南、湖北等地,也是重要的手工业品和矿产地区之一。 (3)手工业种类较多。有采矿、冶炼、铸造、造船、兵工、织染、刺绣、服装、皮革、木器、雕刻、漆器、瓷器、制盐、制茶、制糖、酿酒、制药、磨面、文具纸张等业。 (4)有的生产规模很大,产品质量也高。 兹将唐初官营手工业的情况,择要介绍如下:采矿业唐代采矿业有一
99、定的规模,金、银、铜、铁、锡、铅、矾、水银、朱砂等矿,皆有开采。据不完全统计,各种矿共有180余处。大约年产铁200余万斤,铜26万斤,锡5万余斤,银12000余两。 铸造业唐代金属铸造业不仅种类多,而且生产技术也很进步,能够铸金、银、生铁、熟铁、铅等制品,合铸金银等制品;也能够锻造、磨制、钻孔、刮刻、镀金、镀银。从出土的唐代金银制品即可看出,当时铸造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详见私营手工业采矿与冶炼业)。 唐代铸造业的规模,以铸钱业为最大。唐玄宗时,全国有炼铜铸钱炉近百个,每炉有丁匠30人,一年炼铜10炉,每炉用铜21200余斤,铸钱3300贯。 织染业官私纺织和染业都很发达。国家纺织作坊的产品
100、有布、绢、丝、纱、绫、罗、锦、绮、绸、葛等。仅麻布类就有细白苎布、班布、蕉市、细布、丝布、纻布、弥布、白纻布、竹布、葛布、纻练布、麻赀布、紫苎布、青苎布、楚布等几十种以上。 唐六典尚书刑部。 通典食货典赋税下。 参见旧唐书高宗纪。 新唐书百官志一。 新唐书百官志三。 通典食货六赋税下。 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些纺织业的重要产区,如北方的定州,每年进贡大量绫锦。有的著名纺织业主家有绫机五百张,为前代所少见。有些产品技术精良,图案美丽,争奇斗艳,令人叹服。如唐中宗时,安乐公主有百鸟毛裙,裙上所织花卉鸟兽细如米粒,在日中各为一色,工巧已极。又如在丝绸之路上的吐鲁番等地,出土了不少唐代织物。有一件晕提花锦
101、裙,锦用白、绿、粉、红、茶、褐六色经线织成,再在斜纹晕色彩条地上,用金黄色细纬线织出蒂形小团花,非常美观。同时出土的还有蜡缬绢和蜡缬纱,花纹灵巧生动。有一幅纱在深绿地上黜粉绿的打猎图画,猎手骑马追驰,弯弓、张索,神态生动,背景上又有流云飞鸟、山石树木,等等。这些考古发现,完全证实了当时花色品种之多和织造技术的精巧。 当时,丝织品的品种花式之多,仅就绫、锦来说,即可说明。当时的绫锦品种有大张锦、软瑞锦、透背及大锦、竭凿六破以上锦、长高丽白锦、半臂锦和杂色锦等,绫有独窠文绫、四尺幅及独窠吴绫、独窠司马绫、两窠细绫、瑞绫、白编绫等。还有许多小文字绫、锦。绫锦的花式有盘龙、对凤、麒麟、狮子、辟邪、孔雀
102、、仙鹤、芝草、万字、双胜,以及许多织造差样文字。上述品种花式,绝大部分是当时诏令禁止织造的,诏令中没有指明而照旧织造的,肯定比这些要多。 近些年来,有大量唐代丝织品出土,证实了文献上记载的唐代丝织品品种花式的确是丰富多采。这些织造精巧,提花绚丽,品种花式多样的丝织品,完全是当时劳动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纺织业发达,染色业也得到相应地发展。当时,官营染色业就细分为青、绛、黄、白、皂、紫六作。在染色技术上,唐代已出现了夹缬、缬、绞缬等染色方法。夹缬,也叫夾结,是以两块木板雕刻同样花纹,着色之后,夹帛染色的一种方法。也可同时雕刻多块木板,数次夹帛重染几种颜色。这种方法在隋代已有萌芽,如大业中,炀帝
103、制五色夹缬花罗裾,以赐宫女及百僚母妻,但并未普及。到唐玄宗时,此方法已遍于天下。缬,就是蜡染。染前先在帛上作图样,然后在图样上布以蜜蜡,再浸入染料中,待蜡脱落,花样重现,之后再蒸而加以精制。近些年来,在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唐朝残幡中,大部分由绞缬绢和蜡缬绢制成。其中宝相花蜡缬绢和联珠对禽纹绢,比以前发现的似乎还要精致。在吐鲁番出土的丝织中,经过整理作为锦、绮、染缬标本的,已达46件。绞缬是一种丝织品的染色方法。染色前,先将丝织品用缝、扎等方法加以绞结,保留其底色,再进行染色;染色后,解去缝线或扎线,即可出现几何花纹,颇为美观,为我国民间发明,后传入宫廷,至唐代时,宫廷中已广泛使用。 上述染色
104、方法,也是劳动人民经过长期实践之后的伟大创造,它表现了当时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技巧,奠定了我国早期染色业的技术基础。据考古发现,唐代不仅在棉织品、丝织品的染色方面有较高水平,而且也有了较好的毛织技术。 造纸文具业唐代造纸业相当发达,产地很广,产品品种很多,质量也达 参见唐大诏令卷一九,禁大花绫锦等敕。 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中,裾衬裾条,1956年商务版。 参见文物1972年第1期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第3期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 到了较高水平。四川盛产大小黄、白麻货,有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宜子十色笺等品种;扬州的六合笺,杭州、婺州、衢州、越州的上细黄白状纸,
105、宣州(安徽宣城)衢州的案纸、次纸,韶州(广东曲江)的竹笺,均州(湖北均县)的大横纸,蒲州的细薄白纸,临川的滑薄,都是全国有名的产品和进贡的名纸,尤其是四川的麻纸,最为出名,当时官府文书,多用麻纸书写。 当时,制墨、制笔、制砚技术也有很大进步。潞州(山西长治)、绛州(山西新绛)和易州等地的墨,虢州(河南灵宝)、歙州(安徽歙县)等地的砚,宣州(安徽宣城)、栗木制作的兔毫笔等,都很有名。制作技术也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歙砚又称龙尾砚,在当时即很有名,南唐时,更推崇为文房四宝之一(文房四宝为诸葛化笔,李廷珪墨,澄心堂纸,龙尾歙砚)。 制瓷业制瓷业在我国历史悠久。发展到唐代,技术更加精良。当时,越州(浙
106、江绍兴)、婺州(浙江金华)、邢州(河北邢台)、寿州(安徽寿县)、岳州(湖南岳阳)、鼎州(湖南常德)等地,已是著名的瓷器产地。现在仍然驰名国内外的唐三彩,即出现于唐代。唐三彩是一种彩釉(多为黄绿蓝三色)陶器,有马、骆驼、双鱼瓶以及人俑等,供贵族玩赏或用作殉葬品。由于这种产品釉彩艳丽,形象生动逼真,在古代工艺品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另外,北方的邢窑和南方的越窑,产品数量可观,质量也属上乘。其产品不仅是我国白瓷和青瓷的首创和奠基之作,并且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 造船业建造船舶用于航运,历朝都有建树,特别是隋朝,造船业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造船工匠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唐朝为了适应漕运和征伐高丽的需
107、要,官府也曾大规模造船。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太宗曾命将作大匠阎立德等,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他又曾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万艘。又在四川伐木造船舰,大者长百尺,其广半之。民间自造船只,为数更多。唐初,江南各地,如扬州、常州、杭州、越州、洪州等,都是造船业发达的地方。 碾硙(wi,音位,磨子)业唐时碾米磨粉,有的地方用马牵硙,有水利的地方则利用流水的冲力,推动轮轴转动,带动碾硙。这种手工业在魏、晋、隋时已有,到唐朝更为发达,成为主要手工业之一。不过,碾硙多为大官僚、贵族、地主或富商所有。因为碾硙的购置,需要很大的资本,而河道水力的占用,更要有政治势力,一般百姓没有这些条件。例如
108、,宦官高力士,就在京城西北,截沣水作碾,并转五轮,日磨麦三百斛。碾硙的所有者们,霸占河道,筑高堰阻水,必然防碍河道两岸农田灌溉,给百姓造成危害。例如,郑白渠本来灌溉农田四万余顷,到唐高宗时,因水碾大增,只能灌溉农田一万余顷。 官营手工业虽然规模大,分工细,技术比较精良。但是,由于它是为官 以上材料参见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有藏署令条;旧唐书卷一五,韦坚传;六和郡县志;通典卷六赋税下。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皇帝中之下。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皇帝下之上。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皇帝下之下。 府所掌握并为官府服务的,从作坊的原料来源到制成的产品,基本上都不和市场发生联系。因而,这种手工业不但不能促
109、进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反而排挤和压抑私人手工业的发展。 2。私营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唐代的私营手工业,在农业空前发展的基础上,比以前各代都有显著的发展。除众多的农村家庭副业外,还有规模不等的个体手工业者所经营的作坊,这些作坊大多集中在都市里。比较而言,南方手工业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通过南北技艺交流,推动了全国手工业的发展,对商品生产的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现将唐代私营手工业的几个主要行业介绍如下:纺织业纺织业是民间最广泛的手工业,也是唐代私营手工业的主要部门。这是因为,众多的百姓不仅需要穿衣戴帽,而且要向官府缴纳庸调(绢、布等等)。于是纺纱、织布、缫丝、丝织等,就成了与农业生产粮食一样不可缺少
110、的手工业生产。当时,纺织分为丝织、麻织和棉织。其中以丝织业最有成就,不仅品种繁多,花样丰富,而且织造精巧,色彩艳丽。先是北方各州以织绢见长,从唐六典所载全国各地织物的质量来看。一二等贡品皆出自宋州(河南商丘)等地。纺织业中心在今河南、河北地区。这些地区百姓向政府缴纳的庸调,一般都是绫、绢、絁。定州(今河北)每年常贡的细绫、瑞绫和特种花纹的绫,有1500多匹,较其它州高出约百倍。剑南诸州也产丝织品,益州的锦尤佳。山南、淮南、江南的一些州县,后来丝织业也比较发达。但这些地区和关内、河东、陇右一样,一般民间织品仍以火麻、赀布和苎麻等麻织品为主。因而火麻、赀布列为一、二等者,皆出自宣州、润州、沔州、黄
111、州、舒州、蕲州、狱州、荆州、庐州、和州、晋州、泗州等地。而岭南的桂州(今广西桂林)一带和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则出产棉织品和丝织品。近代在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葬中,就发现了大量的唐代丝织物和开元九年(721年)郧县光同乡贺恩教交纳的庸调布。另外,在敦煌莫高窟等地还出土了兰溪县归德乡吴德,吴国交纳的脚布(租庸脚士所交,用以代替转运粮食力役的布)。这些丝织品和布的出土,证实了文献记载上唐代纺织业的发展。这些品种花式丰富多彩的产品,虽然有的出自官府织造,有的则是民间织造。它说明,当时大规模的民间纺织作坊已经出现,如定州的何明远,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太守韦公干,有女奴四百人,其中一部分是织花缣文纱的
112、女奴。在民间的纺织业中,有一些能工巧匠,创造出来技艺高超的作品。据在敦煌千佛洞发现唐朝薄绢的人说,这种几乎透明的薄绢,用作千佛洞的绢幡,幡两面都绣有佛画,挂在穹门或到佛堂去的过道上,不阻碍光线。有风时,绢幡尽管摇摆,人们仍然可见画上人物栩栩如生。另外,唐白居易缭绫篇所说的缭绫,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所记人本似无重量的无花薄纱轻容,太平广记中所记的一匹正够四丈,称起来只有半两的轻绢等,可以说都是极为难得的特种手工工艺品。丝织业的发展,其基础是养蚕业。只有养蚕业发展了,丝织业才有充足的原料来源。另外,缫丝、丝织技术的引进、传播与提高,也很重要。 唐代中期以前,北方养蚕业比南方发达,缫丝、丝织技术也比较
113、先进, 朝野全载卷三。 所以才有江东(唐贞观时十道之一,辖境相当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省及江苏、安徽的长江以南部分,湖北、四川江南的一部分和贵州东北地区。)节度使薛兼训,让所部军人娶北方善缫丝女子为妻,带回南方,因而使越州(包括会稽、山阴、诸暨、上虞等县)一带,养蚕、缫丝、丝织业得到迅速发展,所产绫纱织物成为全国著名产品的趣事。这一故事载于李肇撰国史补,内容是:大历二年(公元767年),薛兼训任江东节度使。他到任后,看到浙江东部农村养蚕不普遍,丝织技术也比较落后。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他想出了一个妙法,那就是由他在军中挑选了一批来自北方的未婚青年,发给他们优厚的财物,密令他们回到北方后,设法选
114、择善于缫丝或丝织的妇女与之结婚,然后带回南方。这个办法果然见效,一、二年之内陆续娶回了数百个缫丝、丝织能手。 据旧唐书载,天宝二年(公元743年),韦坚引浐水到望春楼下,积水成广运潭,恭请唐玄宗登楼看新潭。韦坚聚江淮漕船数百艘,船上满载美女及各郡特产。其中有丝织物,但品种不多。以会稽郡为例,只有罗、吴绫、绛纱三种优质产品。到了四五十年以后的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浙江钱塘江以南,丝织生产的情况就大为改观,除所贡指定的丝织物以后,还特别向朝廷进贡优质新产品异文吴绫及花鼓歇纱等多达数十种。 从当代征调民间绢绸数量之大可以看出,没有相当雄厚的生产基础是做不到的。此外,从统治者和富商巨贾大量
115、挥霍屯积绢绸织物,以及史载有些织物织造技巧之高超可以说明,当时的养蚕、缫丝、丝织业的确很发达。唐玄宗时,富商王元宝曾对唐玄宗夸富,他说,我可以在终南山上每株树挂绢一匹,山树挂满,我家的绢也用不完。另外当时有个安州人叫彭志筠,偶然来了想坐官的兴致,便自愿献出绢绸三万段资助军费,从而换了一个赐奉议郎(从六品官)的名号。唐玄宗时,口蜜腹剑的奸相李林甫,一身兼职四十多个,广收贿络,金银珍宝等资财无数,仅库存绢帛就多达三千万匹。富商达官如此,唐王朝国库里的绢帛之多,也就可想而知了。 除丝织品外,麻织品、棉织品生产数量也很大。纻(指苎麻纤维织的布)的质量以复州所产为第一等,常州所产为第二等,扬、湖、沔州所
116、产为第三等;苏、越、杭、蕲、庐、衢、饶、洪、婺州,郢州、江州,台、括、抚、睦、歙、虔、吉温州,泉、建、闽、袁等州,也都有出产,但质量则分别列为四至八等。火麻(大麻的俗称)织品则以宣、润、沔州所产为第一等,舒、蕲、黄、岳、荆州所产为第二等,徐、楚、庐、寿州所产为第三等,沣、朗、潭州所产为第四等。赀布则以黄州为第一等,庐、和、晋、泗州为第二等,绛、楚、滁州为第三等,泽、潞、沁州,京兆、太原、汾州、褒、洋、同、岐州,唐、慈、坊、宁州,登、莱、邓州,金、均、合州也都有出产,分别列为四至九等。 棉纺业的发展,在唐人陈鸿所撰东城老父传中,就曾记载唐玄宗时长安市上即有卖白叠布者,白叠布就是棉布。稍后,由于左
117、拾遗夏侯孜着桂管布衫入朝,引起唐文宗也着桂管布衣服,因而满朝官员皆仿效之,此布为之贵也。这种桂管布也是棉布,因其产于岭南桂管一带而得名。它说明,岭南桂管地区当时已有了棉纺业。桂管布的采料可能是木棉。用桂管布制成的衣服厚重,可以御寒,故曾风行一时。 当时的丝、棉织品除上述品种外,还有宣州所产丝织地毯,太原所产的毛线织成的毳缕地毯和成都丝织的锦花缛。白居易新乐府中的红线毯篇说:红线毯,择茧缲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花,织作披香殿上毯。这种丝线地毯比太原的毳缕毯柔软,比成都的锦花缛厚暖,更为精美,华贵。但据诗人说,织造一丈这样的地毯,要用丝一千多仞,所以同情百姓的诗人白居易,不禁发出慨
118、叹: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随着丝织业的发展,丝织技术也日益高超。唐中宗时,他的爱女安乐公主成婚时,地方官为了奉迎这个奢侈贪欲的公主,向她呈献了单丝碧罗裙,裙上缕金的花鸟栩栩如生,鸟的大小仅如黍米,而眼、鼻、嘴俱全,精细纤巧,令人叹为观止。其它精美织品,不胜枚举。这些丝织品即为丝织巧手称为织锦巧儿们的杰作,织锦巧儿大多为青年女性。少府监(尚方监)的巧手,多从民间私营作坊选来,一旦选入宫中,便终身为宫廷服务,直到老死。就是散在民间未被选入宫中的能工巧匠,若被官家选定为贡绫户也往往终身不得出嫁。这也就是说,唐代那些绚丽多彩的丝绸、丝绣,都是千千万万劳动妇女含辛茹苦辛勤劳动的杰作。她们创造
119、了巨大的财富和文明,满足了统治者和达官贵胄的贪欲和享受,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重视和向往,而自己却默默地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这就是封建社会劳动人民生活的写照。在盛世尚且如此,动乱年代的悲惨生活便可想而知。 随着纺织业的发展,染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当时,除了适应宫廷和官府需要,官营染业具有相当规模外,在民间,染业也颇发达,因为人们要穿衣服、用布帛,虽然不像皇帝、后妃、各级官吏那样穿用色彩艳丽的服装、布帛、丝绸,但也不能一概本色。由于染业适应百姓生活需要而迅速发展起来,染色方法也越来越多,染色技术也不断提高。唐玄宗时,夹缬(也称夹结)染色法已遍于天下。夹缬,是以两块木板雕刻同样花纹,着色之后夹帛染色的
120、一种方法。另外,还有缬(就是蜡染)、绞缬等染色方法(详见官营手工业织染业部分),也都是民间发明,之后才传入宫廷的。 矿冶与铸造业唐初的矿冶与铸造业,主要由政府直接控制,但允许民间私采,中央和地方政府根据产量收一定数量的货币或实物税。直到后来唐德宗时,才规定天下坑冶尽归盐铁使收税。但是,这也引起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据史书记载,当时分布在陕州(河南陕县)、宣州(安徽宣城)、润州(江苏镇江)、饶州(江西鄱阳)、衢州(浙江衢县)、信州(江西上饶)等地的坑冶,有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汾州矾山七。从这个记载中可以看出,好像这些坑冶都在陕、宣等六州,一说认为,这是那时收税的
121、矿,不曾收税的不在此数之中。但仅此即可看出,那时的采矿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但规模还不够大。所以才出现因为缺铜,以至于豪富人家毁钱铸铜器或佛像的事。唐代铸造业规模最大的是铸钱业,唐玄宗时全国有铸钱炉99处,每炉一年铸钱3300贯,用铜21200多斤。当时的冶炼和铸造器物的技术,也大有进步。唐中宗李显曾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能够制造出这样大而精致美观的衣镜,可见其技术水平之高。我国的历史博物馆中,收藏有许多唐代的金属陈列品,大都造型优美,纹饰精致。有的器物还可能使用了手摇脚踩的简单车床。根据这些器物可以推定,当时使用的金属制品, 新唐书食货志四。 朝
122、野全载卷三。 其冶炼、制造的方法和过程,都已达到了新的水平。可以窥见其冶炼铸造业技术的进步情况。 制瓷业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之一。到唐代,制瓷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制作技术也有很大进步。当时,著名的瓷器产地有,类玉如冰的青瓷产地越州(浙江绍兴),如雪似银的白瓷产地邢州(河北邢台)。这两地有名的越窑和邢窑,分别是我国青瓷和白瓷的最早产地。两窑产品产量质量都很可观,除内销外,也是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此外,寿州(安徽寿县)、岳州(湖南岳阳)、鼎州(湖南常德)、婺州(浙江金华)和四川、河南等地也都产瓷器。元和郡县志记载河南府开元时曾进贡过白瓷;杜甫曾说邛州大邑的白瓷胜过霜雪;饶州浮梁昌南镇(今江西景德镇
123、)的瓷器,从唐初以来,就有假玉器之称。据考古发现。早期景德镇的瓷器青白兼有。特别是在胜梅亭发现的唐代白瓷,经化验证明,瓷胎白度已达到70,接近于现代细瓷的水平。在唐代,还出现了著名的唐三彩。唐三彩是一种彩釉(多为黄、绿、蓝三色,故名)陶器,有马、骆驼、双鱼瓶以及人俑等,可供贵族玩赏,有时也用为殉葬品。这种手工艺品色彩艳丽、形象逼真、造型生动,在古代工艺品中享有很高的评价。流传至今,仍然受到中外人士的喜爱。 纸张文具业造纸也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创造和卓越贡献。 造纸起源于什么年代,目前尚有争论,姑且不论。但到唐代时,造纸业已经有了很大成就,产地广、产品种类多,质
124、量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当时的皮纸、藤纸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麻纸生产则更加兴旺,发展成为白麻纸、黄麻纸和五色麻纸等多种,以适应不同的用途。即凡是诏令、笺表用白麻纸书写,所以当时宣布诏书称作宣麻。官府抄书也用麻纸,写经则用黄麻纸,敦煌石室藏经就大部分是麻纸抄写。唐玄宗时,仅洛阳、长安两地抄写四部库书就达125960卷,可见麻纸用量之大。另外,新疆出土的唐纸,也大部分是麻纸,可见麻纸在唐代仍占统治地位。 皮纸蒸煮要求高,较树皮价格也较贵。但皮纸坚韧敦厚,具有麻纸所没有的优点,更适用于书写和绘画。唐代冯承素的兰亭序摹本和韩晃的五牛图用的都是皮纸。皮纸的原料主要是楮皮、桑皮。四川成都所产著名的薛涛笺,就
125、是用当地所产木芙蓉为原料所造的小皮纸。广东罗州(今广东廉江县)还用栈香树(瑞香科沉香属植物)的皮造纸。 还有一种藤纸,在唐代达到了全盛时期。藤纸是用青藤的皮为原料造的纸,也用于书写官府文书。藤纸分为白藤纸、青藤纸和黄藤纸等多种。元和郡县志载余杭县由拳山旁有由拳村,出好藤纸。浙江的杭州和婺州(金华)、江西的信州(上饶)等地,都是唐代藤纸的著名产地。 在唐代,广东韶关一带生产一种竹纸。这种纸拉力强度不好,容易破裂,当时还不能用于书写。但因原料资源丰富,所以从宋代起,逐渐有了较大的发展,到元明清时,竹纸便一直居于统治地位。 还有一种混料纸,即用几种原料混合所造的纸。这样造纸可以收到取长补短的效果。例
126、如,以皮料为主混入少量废旧麻织品的纤维所造的纸,就有既可降低成本,又仍具有皮纸优点的效果。混料造纸起源较早,唐时有所发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100-101页。 展,新疆出土的唐高宗李治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卜老师借钱契,就是由麻和楮皮两种原料混合造成的纸书写的。 唐代纸的加工技术,也是丰富多彩。 砑光-纸张经过砑光,可使纸面平滑、有光泽。唐代的书写用纸,一般都经过砑光,唐代诗人皮日休曾对藤纸作过剡藤光于日的评价,可见当时的砑光技术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 施胶-经过施胶的纸,显得格外莹滑平整,还可以防止洇水,著名的唐代流沙笺,即经过表面施胶。施胶时,先作败面糊,和以五色,以纸曳过,令沾濡,流离可
127、爱,谓之流沙笺。这是用淀粉表面施胶。在唐代,还开始用植物胶代替淀粉作为施胶剂。而国外用植物胶作为施胶剂,大约在九百多年以后的十八世纪。 涂蜡-涂蜡可以增加纸的透明度,不仅纸面光滑,具有防水性能,而且便于临摹。唐代就有人说过:宜置宣纸百幅,用蜡涂之,以备摹写。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代手抄本刊谬补缺切韵卷所用的纸,就是经过双面加蜡、砑光的。著名的唐代硬黄纸,曾经用于许多重要著作,例如,现存唐人书法摹本万岁通天帖,开元六年的无上秘要手写本,用的都是硬黄纸。这种硬黄纸先染以黄檗、再置纸热熨斗上,以黄蜡涂匀而制成的。它质地硬密,呈半透明状,而且防蛀抗水。 唐代还生产一种粉蜡笺。传说当时著名书法家褚遂良书写的
128、枯木赋,智永书写的千字文,都是用粉蜡纸拓。粉蜡笺是在纸面上先涂粉,再涂蜡而制成。所涂的粉可以是白色的,也可以是彩色的。在制成的彩色粉蜡笺上,还可以用金粉、银粉拌上胶料后,绘出云龙、花草、山水、如意等图案,制成珍贵的艺术品-泥金银绘彩色粉蜡笺。 染色-染色,可以使纸张美观。在西汉时即有把纸染成红色的记载。 唐代著名的薛涛笺,就是染色纸中的佼佼者。薛涛原是长安人,因父亲入蜀为官,她随父到了四川。后来,其父病故,她定居于成都,从小就懂诗文、音律。后来,她常与著名诗人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人吟诗,写诗,写诗所用的一种深红小彩笺,是她亲自设计的。这种笺纸,是用芙蓉花的汁,加入芙蓉树皮为原料的纸浆中
129、,制造的彩色纸。由于这种纸为薛涛设计,便被称为薛涛笺。又因薛涛家居成都浣花溪,后人又称薛涛笺为浣花笺。 洒金-洒金,是用金(或银)粉洒在用粘结剂绘好的图案上,或者直接用笔蘸上金银粉在纸面上绘出各种图案。这种纸叫金花纸或金花笺。 金花纸始于唐、宋,盛行于明、清,用途很广。文人墨客以金花笺写诗,唐玄宗与杨贵妃赏牡丹,曾以金花笺赐李白,要李白当场写诗。在唐代,凡将相告身用的金花五色绫笺和文武官员委任状用的金色五色绫笺,都是这种金花纸。官民订婚时男女双方彼此交换的庚帖(写明本人姓名、生辰八字、籍贯、祖宗三代的帖子),有条件的也用上面绘有龙凤等吉祥图案 文房四谱。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宦游纪闻。 米
130、芾:书史。 非烟传。 翰林志。 的金花纸。 金花纸是制纸工匠和民间画师共同创造的一种珍贵的工艺品,这种富有艺术风格的精美纸张,也足以显示出我国古代造纸加工的卓越水平。 此外,书画用纸对纸张有特殊要求。唐代书画的高度成就,显然与当时的纸张质量提高有一定关系。 我国古代手工纸中,以宣纸最出名,一千多年来,它一直受到书画家的赞美和喜爱。而宣纸的出现,至迟在唐代(也很可能在唐代以前),因为唐代宣纸已经是宣州的贡品。私人贮藏宣纸者也大有人在,而且是置宣纸百幅。宣纸之所以被夸为文房四宝中的珍品,是因为它具有洁白、柔韧、韵墨性能好和吸墨不洇的特点。这是无数造纸工匠,经过一千多年不断努力改进的结果。 造纸起源
131、于何时,是个尚有争论的问题。造纸起源于何地,现在也无确证。不过,早期造纸的中心在洛阳还是可以确定的。东汉时,首都在洛阳,洛阳自然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纸张的需要量很大,为了满足需要,洛阳造纸生产的规模比较大,也是可以想象的。除洛阳外,造纸生产逐渐发展到全国各地,在隋唐时期,造纸主要产地集中于南方。南北统一后,造纸产地迅速扩大。到唐代,江苏的扬州、常州,是生产贡纸的地区之一,所产六合纸称为扬州六合笺,质量比南朝时又有所提高。浙江的杭州、越州(绍兴)、婺州(金华)、衢州,是生产藤纸的中心地区,除剡溪外,余杭由拳村的藤纸质量特别好,全国驰名。杭州、婺州(金华)、衢州,也是全国十一个贡纸地区中进贡藤
132、纸的地区。睦州(浙江淳安县西)、绍兴则是除广东以外生产竹纸的地方。绍兴的竹纸被认为质量优于他处。安徽的宣州(宣城)是宣纸的诞生地,歙州(歙县)、池州(贵池)是楮纸的著名产地。江西的江州(九江)、信州(上饶),湖南的衡州(衡阳)以及四川的益州(成都)都是新兴的造纸地区和贡纸产地。临川(抚州)生产的滑薄纸,全国闻名。衡阳的王家纸、五里纸,湖北均州的大模纸,四川生产的麻面、屑末、滑白、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等,都是唐代闻名全国的名纸。 北方造纸业不如南方发达,但陕西关中地区,也是唐代麻纸的产地。蒲州(山西永济)的百日油纸也很有名,说明山西也是北方造纸地区。河北的巨鹿一带,也是纸的产地,而且纸坊规模
133、较大。西藏、云南、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也逐渐掌握了造纸技术,开始发展造纸业。总之,唐代造纸业逐步发展,为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广泛应用而兴起的造纸业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代,山西制墨业比较有名,潞州(山西长治)、绛州(山西新绛)和易州的墨最著名。毛笔产地很广,宣州溧水制作的兔毫笔,最为精妙。唐开元中,著名笔匠铁头,制笔莹管如玉,品质极佳。虢州(河南灵宝)、歙县(属安徽)生产的砚,在当时颇负盛名。端溪(广东德庆县)的紫石砚,也为天下人通用。 印刷业唐初已有印刷品。在南朝发现的刻印于公元704-751年间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足以证明。如果上推到唐太宗时代的公元645-664年,也是有可能的。署名
134、唐代冯贽的著作云仙散录引僧苑逸录说: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僧、尼、善男、善女),每岁五 酉阳杂俎卷六。 驮无余。玄奘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54年)回国,在宁德元年(公元664年)去世。这段话如果说的是事实,至少说明雕板印刷发明于公元664年以前。此后,刻版印历本、佛像大量出售的记载就比较多见了。可见,唐朝印刷业在广泛应用的情况下发展着。新中国成立后,四川成都出土印本陀罗尼经咒一方,长宽各约一尺,中刻一尊佛像,佛像四周刊印梵语经文,四边印有各种小佛像。由此证明,唐代印刷技术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为北宋印刷业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制糖业用甘蔗榨汁熬糖,唐初已经开始。掌握这种方法开始于公元
135、647年,是唐太宗派人到天竺摩揭它国学来的。如法制糖,色味远胜西域糖。以后制糖法逐渐流传到各地。元和郡县图志有蜀州贡沙糖,青州贡糖的记载。史籍又有用甘蔗制糖霜(又名糖冰),用茅草根捣汁熬制洗心糖的记载。制酒业中国是酿酒历史最悠久的国家,殷商时期的酿酒水平就已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最初主要是黄酒,以后又在黄酒的基础上酿造出了白酒。由于酿酒业的发展,酒的品种越来越多,质量也逐步提高,受到上至帝王、下到一般百姓的喜爱,使赐酒成为中国人民的传统习俗,酒文化也成为中国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酿酒业已经很发达,并且制造出了浓度较高的蒸馏酒-即烧酒。烧酒之名即始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荔枝楼对酒诗中:荔
136、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唐代好酒的诗人、学士闻名于世者最多。李白斗酒诗百篇,被誉为醉圣,与贺知章、王进、李适之、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并称酒中八仙,白居易自封为醉尹,皮日休名曰醉士,王绩则叫斗酒学士。他们的不少佳作,都是在酒后创作的。书法家怀素等的佳作,也多是在酒后兴奋时一挥而就的。 制茶业中国人饮茶的历史也很久远。但茶字却出现于唐初。唐初陆德明、颜师古等人读荼为茶音,字形未改。到唐代中期陆羽著茶经时,才正式把荼字改为茶字。 陆羽的茶经,是我国茶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世界上出现的第一部茶书。它对茶的起源,茶的产地,采茶的器具,制茶的过程,饮茶的方法,所用的器具等都进行了论述。陆羽之所
137、以能够写出茶经,说明在唐代中期以前,产茶、制茶、饮茶已经相当普遍,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而茶经的问世,又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饮茶的发展。到唐朝中后期,茶真正成了举国之饮。 唐代的私营手工作坊,大多分布在城市,特别是都城和其它较大的城市里。这些作坊数量很大,种类不同,有纸坊、毡坊、绸坊、染坊、绩坊和金银匠坊等等。它们生产的手工业品主要供统治阶级和富户、巨贾享用,也供给某些一般消费者。但一些精美的奢侈品和珍贵的工艺品,则与一般消费者无缘。手工作坊的主人,有的是师傅,大多与家属、学徒一起劳动;有的则是官僚、地主和富商。此外,还有一些拥有简单工具、自食其力的个体劳动者,他们一般还与农业保持着联系。至于民
138、间的手工业者,则通常并不脱离农耕。甚至那些从诸州挑选出来的,为官府服役的材力强壮,技能工巧的短番匠,也还没有完全脱离农业生产。 总之,手工业的发展,与统治阶级从农业方面取得财物的多少是联系着 唐六典工部郎中员外郎;唐大诏令卷一八,停修大明宫诏。的。唐初,农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统治阶级从农民那里得到的米绢布钱等财物日益增多,便转向手工业者取得消费品和奢侈品,以满足其需要,这就进一步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唐初手工业发展较快,其原因即在于此。 由于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行会也随着同业之间竞争的加剧而出现了。 唐代手工业行会,是我国手工业行会的开始。但由于缺乏资料,唐代手工业行会的内部情况至今不详。在现代
139、历史学家中,对唐代是否有单独的手工业行会,认识也不一致。据零散记载,仅知每一行业有共同的行规和行业神,有行首、行老,同一行业的工人报酬、产品价格有统一的规定,以避免同业之间的竞争。行首、行老对内掌管行务,祭神时为主祭;对外则充当该行业的代表。主张唐代有单独的手工业行会的学者认为,行会这种手工业者的封建组织形式,在它的初期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促进了城市手工业的巩固和发展。以后,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行会就愈来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参见文物1959年第9期北京石刻中所保存的重要史料。 (三)商业的繁荣在农业与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唐代的商业也迅速地发展了起来。 唐前期商业的繁
140、荣,表现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及交通的空前发达等方面。 在唐代,城市有了进一步地发展,它不仅是全国和地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而且成为商品交易中心和物资交流的枢纽。当时,长安称西京,洛阳称东京,都是政治、军事、经济中心。此外,西南的成都、桂林;南方的广州、交州;西北的兰州、凉州;黄河流域及其北部的开封、太原、定州、滑州;沿海地区的泉州、杭州、扬州、登州,以及荆州、相州、幽州、汴州、宋州等,都是政治中心城市,或者是经济中心城市。一般州县的城市则更多。加上新设的县城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起来的城市,唐朝城镇总数达到1000个以上。 唐代城市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大运河的开凿;海外贸易的兴起和发展;以
141、及江、浙、皖、赣等南方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等生产的迅速发展。 长安是唐朝的都城,其规模、布局、坊市位置等,在隋朝时即已确立。 唐朝时对它的宫阙楼观又进行了扩充加工。在开元唐朝鼎盛时期,长安城也是最繁荣、最热闹的时期。 长安城是一座长方形的城市,南北长8651米,东西长9721米,周围约36.7公里。它坐落在终南山和渭河之间的平原上,分为宫城、皇城和外廓城三个部分。宫城为宫殿区,皇城是中央政府官衙区,与外面的民居商肆完全分开。在外廓城中,有十二条南北大街和十四条东西大街,把全城分割成108坊,每坊广长各300余步,方方正正。坊主要是住宅区,四周围以高墙,王公勋贵和大小官员的宅第,遍布其间。坊以外还
142、有东西两市,对称地坐落在皇城外的东南和西南。市是手工业和商业聚集的场所。市的四面各开两门,中间遍布商店,正中有市会办公的官衙。市会负责对整个市进行管理。据文献记载,东市有220个行,它聚集四方财货,是繁盛的商业区。西市与东市大体相同,但人口比东市多,也比东市更为繁华。有绢行、装饰品行、大衣行、秤行、果子铺、鞧辔行、药行、金银行等许多行。在市上经商的除唐人外,还有西域波斯等地的人。胡商经营的葡萄酒,当炉胡姬所跳的胡旋舞,颇受长安人称赞。当时,依照规定,中午时击鼓三百下,表示市场活动开始;日落西山时,鸣钲三百下,商店便闭门停止营业。尽管有这些限制,市场还是很活跃。 在东西两市,出售同类货物的店铺称
143、为肆,若干肆集中排列在同一区域里,叫作行;堆放货物的货栈叫作邸,邸为外地客商服务,替他们代办批发交易等事宜。长安志载,长安东市有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 仅次于长安的全国最大的市是东京洛阳。东京洛阳的市称为南市,有120行,3000多个肆。唐高宗时,又将临德坊立为北市。 除西京、东京外,各州和多数县的治所,也都设市。市由市令掌握钥匙,按时开闭市门。在各州中,广州、扬州等贸易兴盛,同属第一等。扬州被夸 长安志卷八,东市。 为十里长街市井连。福建泉州(今泉州市)也是重要商埠。此外,楚州(今江苏淮安县)、洪州(今江西南昌市)、荆州(今湖北江陵县)、湖州(今浙江宁波市)、益州(今四川
144、成都市)、汴州(今河南开封市)等,都是著名的大州市。著名的县市也不少,如富阳(今浙江富阳县)、盐官(今浙江海宁县)、盐亭(今四川盐亭县)等,其商业活动虽比不上州市,但也相当兴旺。在离州县治较远,但交通便利的地点,也因商业活动的需要而自然形成了一些市,这种市称为草市。据资料记载,唐昌县(今四川崇庆县)建德乡草市,旗亭旅舍,屋屋相连,珍贵的货物都有,享用的器具全备,成为兴盛的商业区。唐会要载,德州安德县与齐州临邑县接壤处有一灌口草市。唐人诗文和小说中,也多谈到草市。 此外,岭南有墟市,西蜀有亥市,北方有集市,许多地方有庙会,都是出售货物的场所,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交易的市场。 自城市
145、到乡村这些众多的、大小不等的市的存在,说明唐朝的商业空前兴盛。 随着商业的日益发达,出现了早期的商人同业组织-行(hng,音杭)会。史籍记载,长安市有二百二十行,东京南市有一百二十行。这里所谓的行,指的是行业,同一行业往往就有行会的组织。行会有行头,或称行首。一个市的行数越多,说明该市商业越发达。商业行会是商人的组织,有的行会也吸收为商人制造金银器、铁器等的工匠参加,因为他们附属于商人。一些出售自制物品的工匠,也以商人的身份加入某一行会。 商业与交通有着密切的关系。发达的商业,必然促进交通的发展;交通的发展,也会推动商业发展。唐朝国内水陆交通畅达,与国外的水路交通也很发达。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是
146、商业活动的大动脉。在南方,更是河流纵横,湖泊颇多,交织成为巨大的水道网,把沿岸及内地的许多城市联结起来,构成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的态势。此外,唐朝时的海上运输,也已经初具规模。唐太宗起兵攻高丽时,即曾由海上转输粮饷。在平时,也有海上运输。旧唐书载,唐玄宗开元年间,沧州大风,海运船没者十一二,失平卢军粮五千余石,舟人皆死。旧唐书、宋庆传、姜师度传,也都说到唐玄宗暂停海运之事。开元以后,两浙、山东、河北、福建、岭南沿海的海运,更加发达。 唐朝交通发达,还表现在通往边疆地区和通往国外的道路上。据史书记载
147、,这些道路主要是:唐朝的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有五条干线通向四面八方:一是自长安经洛阳至汴(河南开封市)、宋(河南商丘市),这是东路;二是自长安经岐州(陕西风翔县)、成都,达西南各地,这是西路;三是自长安经荆(湖北江陵县)、襄(湖北襄樊市襄阳城)达长沙、桂林,再南至安南或广州,这是南路;四是自长安经太原,出娘子关至范阳(北京市)或沿黄河东进转北,沿现在的京广线至范阳。这是北路;五是自长安经邠州(陕西邠县)、凉州(甘肃武威县),再西到西域诸国。上列城市都是长安以外的交通枢纽, 参见陈溪彭州新置唐昌县建德草市歇马亭并天王院等记。 旧唐书崔融传。 旧唐书王行志。 从这些枢纽可达其它城市,形成一个辐射
148、全国的交通网络。在各主要交通线上都设有驿传,每30里有一驿,驿有旅馆、驿卒及车、船、马、驴等交通工具,以备传递公文和官吏往来、商贾行人租用。酒食丰足、社会安定,远行数千里,无须携带兵器。唐玄宗时全国有驿路达四万多里,共有1643所驿站(陆驿1297所,水驿260所,水陆相兼之驿86所)。 通往中亚各国的道路有三条,一条是自长安向西,穿过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越过葱岭,直达中亚;另一条是从广州出海,越马来半岛、苏门答剌等地至锡兰,再向西入波斯湾抵达中亚;再一条是由锡兰至波斯湾后,沿阿拉伯海岸,到达红海。 通往印度南海诸国的道路有四条,一条是越葱岭后,南行经乌浒水至阿富汗境,沿加布里河东下至西印度
149、;另一条是由剑南西川入西藏,南行过雪山经尼泊尔至印度;再一条是由桂林经云南永昌至缅甸,再从缅甸到印度;第四条是海路,由广州或河内出海,经马来半岛,可达印度尼西亚、锡兰或印度。 通往朝鲜半岛及日本的道路有四条,一是由幽州过辽西走廊,经辽阳渡鸭绿江至平壤;二是海路,由登州(今山东蓬莱)出海,经辽东半岛抵达朝鲜半岛,由朝鲜半岛至日本;三是从扬州沿长江出海,前往日本;四是由楚州出淮河口,沿山东半岛,经朝鲜半岛再至日本。 通往回纥的道路则是从中受降城(今内蒙古五丈原)可达。 通往大漠南北的道路是从夏州(陕西横山县西)出塞外,经大同、云中等地抵达。 这些通道,大多是商业往来最重要的道路。其中最著名的是横贯
150、亚洲的丝绸之路。这条国际通道东起长安安远门(西门),向西穿过河西走廊或经今新疆境内的塔里木河北面的通道,在今喀什以西越过葱岭,经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和康居南部(今撒马尼汗附近)西行;或经今新疆塔里木河南面的通道,在莎车(今莎车县)以西越过葱岭,再经大月氏(今阿姆河上、中游)西行。以上两条西行路线,都在木鹿城(今马里)交会,然后向西经西椟城(今里海东南达姆甘附近)、阿蛮(今哈马丹)、斯宾(今巴格达东南)等地,抵达地中海东岸,转达罗马各地。通过这条道路,大量中国丝、丝织品和其它商品西运各国,故称丝绸之路或丝路。其它商品以及东西方各种经济和文化交流,也多通过这条道路。因而,丝绸之路在历史上起到了促
151、进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 丝绸之路还有支线,一是沿新疆天山北路的通道及伊犁河流域西行,至西域各国;二是由中国南部出海西航,或经由滇、缅通道,再自今缅甸南部通过海道西进。 唐朝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也为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唐初统一钱币的工作,开始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隋五铢钱,铸开元通宝钱,其后,盗铸颇多,高宗时曾一度改铸乾封泉宝,后又准开元通宝流行。武周时,为了统一钱币,曾令百姓依所悬样钱用钱,但仍有盗铸。天宝时,全国有铸钱炉99座,每年铸钱22万贯。这时用钱稍好,不过, 大唐六典尚书兵部。 参见新唐书地理志七下。 通典食货典钱币下。 唐代虽通行用钱,然而绢
152、、布等仍像前代那样当作货币使用。有些官僚豪商,有时也使用罗马、波斯、日本等国的金币或银币。 唐朝的度量衡,开始时继承隋制,小斗、大斗(为小斗三斗),小尺、大尺(为小尺的一尺二寸),小秤、大秤(大秤一两为小秤三两)并行。后来唐朝进行了统一,规定公私皆用大制,小制只用于调钟律,测晷景,会汤药及冠冕。大大便利了商业及其它活动。 商业发展的主要表现,是商品品种繁多和交换日益频繁。开元时期,不论是为贵族、官僚等享用的铜镜、毡毯、绫锦、锦袍、乐器、金银器、酒类等奢侈品,还是城乡居民的主要生活用品,如毛织品、麻织品、丝织品、装饰品、金属制品、木制品、盐、茶、糖、酒、纸、矾、药材、粮食等,都在市场上有频繁的交
153、易,而且物价波动不大。贞观初年,米价三四文钱一斗,到百年以后的开元年间,米价十三文一斗,青、齐等地谷五文一斗。 随着商业的发展,资本雄厚的行商坐贾逐渐出现。唐高宗时,长安大富商邹凤炽,其家巨富,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唐玄宗时,他问富商王元宝有多少家财。王元宝回答说:臣请以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南山树尽,臣绢未穷。以至唐玄宗说: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此外,蜀人宋霸子,京兆人任令方、杨崇义、郭万全等,也都是全国闻名的大富商。他们和官府勾结,或投资于土地,或经营高利贷,具有很大势力和浓厚的封建性。 唐六典太府寺。 太平广记卷四九五,杂录三,邹凤炽条。 太平广记卷四九五,杂录三,邹凤炽条。 (四)中
154、外经济交流的空前发展在天宝年间以前的唐朝,国内统一,政权巩固,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文化繁荣,是我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也是世界上的头等强国,在世界各国中占有很高的地位,与周边邻国的经济、文化往来和商贸活动也非常频繁。 当时,唐朝为了加强管理设立了互市监和市舶使,专门掌管中亚西域诸国,以及西北各族从陆路来华的贸易事宜和海外贸易,诸如验货、定价、抽税等。旧唐书卷八玄宗纪说:开元二年,。时右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使,与波斯说: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新唐书柳泽传说:开元中,。监岭南选,时市舶使右卫中郎将周庆立,造奇器以进。泽上书曰。陛下新即位,固宜。广示节俭,岂可以怪好示四方哉!可见,唐玄宗初即位
155、时,在交、广等海上贸易最盛之地已设有市舶使。 那时,中亚西域诸国从陆路到河西诸郡进行交易的有40多个国家。自海上来华的各国贸易船只也很多、很大。如唐国史补卷下说: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当时,东南亚的林邑、真腊、师子、波斯、阿拉伯等国,都到广州等地做生意,故唐朝在广州、扬州等地设立口岸。当时,在广州、扬州等主要口岸,就有南海舶、波斯舶、狮国(今锡兰)舶、印度舶、交趾舶、昆仑(可能是非洲诸国)舶、西域(多属阿拉伯国家)舶和日本舶等数十种名称。中国出海的海船也很大,有的长20多丈
156、,体积与抗风能力均超过了大食海舶,能载六七百人,经常往来于广州和波斯湾之间。中国与其它国家贸易往来,络绎不绝,双方交易品的种类繁多,输入品以马匹、毛皮、香料、药材、禽兽、木棉、布匹和其它奢侈品为主;输出品以丝织品、瓷品、茶叶、铜器、铁器、土特产品和杂货为主。那时进行对外经济交流的对象主要是西域、中亚;印度、南海及渤海;朝鲜半岛和日本。 西域、中亚的许多国家,很早以来就和中国发生了经济文化关系。唐初,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国的使者往来不绝,彼此经济交流更为广泛。波斯(今伊朗)和大食(阿拉伯)是中亚的主要国家,和唐朝都有密切联系。唐朝的许多城市,都有波斯人作生意。在长安和扬州两地,有波斯人
157、酿造的名酒三勒浆出售。中国的商船也常在波斯湾上的港口停泊。许多商品如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品、果品、狮子、鸵鸟等动物,石榴、胡桃、胡麻、菠菜等蔬菜和植物,由波斯输入中国,唐朝颇为流行的马球,也是从波斯引进的;中国的丝、纸、大黄、黄连等,也先后输入波斯。 中国和大食建立邦交也很早(约在公元651年),据不完全统计,至公元798年,大食先后派往中国的使者有36次之多。大食商人也频繁的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等港口,向中国贩运香料、药材、犀象、珠宝、琉璃、火油(石油)、鸦片、豌豆、丁香等。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则深受大食官民的喜爱。 中国和印度及其它南海诸国的交往历史,也很久远。 一是和吐
158、番的泥婆罗(即尼泊尔),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二是和当时称为骠国的缅甸,经济、文化交往也比较密切。贞元中,缅甸遣使者来唐,此后,两国往来频繁。当时,从缅甸输入中国的商品有白毡、棉布、琉璃器皿等;中国输往缅甸的商品主要有丝、绸、锦、绣及铁器等。在缅甸文学家的诗篇中,曾有到中国买针去的记载,可见中缅两国经济上的交往是比较密切中。 三是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中国和这几个国家自公元一世纪就有交往。公元636年,唐名僧玄奘到中天竺取经,公元641年,天竺著名国王遣使至唐朝聘,两国联系进一步密切。唐代丝、茶、瓷等产品不断输入天竺,天竺的胡椒、棉花、砂糖、香料等也源源输入中国。当时天竺包括现在的印度和巴基
159、斯坦,在历史上一直和中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政治上聘使常有往来,经济上互相交流频繁,对两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良好的作用。 唐初和朝鲜半岛及日本等国也有密切的接触,唐代的经济和文化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很大。 朝鲜半岛有高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都曾与中国保持着互相移民和文化使者往来的关系。唐太宗灭突厥后,滋长了侵略野心,曾几次进攻高丽、百济,均以失败而告终。后来,高丽内部分裂,全境被唐占领;百济也因与新罗互相攻击,终于被新罗所灭。新罗与唐虽一向保持友好关系,特别是在新罗一度统一朝鲜半岛后,和唐朝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向前推进了一步。新罗商人到唐贸易的人数很多,次数也很频繁。登州、莱州、楚州、泗州等地都
160、有新罗商人的足迹。登州城建有新罗馆,文登县东有新罗所,楚州、泗州各有新罗坊。这些馆、所、坊等,都是新罗商人住宿和交易的地方。后来,高丽国重新建立起来,灭新罗国,完成了统一朝鲜半岛的事业。 中国与日本,在西汉时已有往来。隋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日本派使者小野妹子至隋,两国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在唐代,中日两国使者往来更加频繁,而且有大批留学生和僧人随同。日本商人也不断地来中国交易,向中国输入大量的黄金和土特产品。中国的远航船也载运着大量的丝织品、香料、家具、瓷器等前往日本贸易,对两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唐代后期商业发达,赴日商船更为经常,仅见于记载的就有几十次。在此期间,日本大规模吸收汉
161、文化,使汉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及佛教的各个宗派,大都移植到了日本。中国的典章制度、天文、历法、音乐、美术、建筑、雕刻以及某些生产技术,也都输入日本,对日本的文化生活、社会习俗以及饮食、服饰、建筑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在经济方面,日本仿照唐代均田和租庸调制,将土地收归国有,六年或十年实行一次授田,受田者要根据租庸调制向国家负担义务。另如,当时日本新建的都城京都,其宫室、寺院全仿唐式,市容街道几乎完全和长安一样,也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等名称。 总之,在盛唐时期,中国对外经济交流非常广泛而深入。随着经济交流的开展,中国吸收了外来的进步文化,也将自己的优良文化传播到了外国,加强了彼此间的相互了解,
162、建立起了正常的邦交和深厚的友谊,促进了亚洲地区和全世界的社会进步与繁荣,对增进人类文明,做出了伟大贡献。 (五)漕运事业的发达唐代漕运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蓬勃发达的历史时期,开创了我国漕运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为唐王朝的繁荣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但由于唐代和隋代一样,政治重心在北方,而经济重心却在东南的江淮地区,因而以大运河为主干的漕运体系的畅通与梗阻,便直接关系到唐王朝的兴盛与衰败。一般说来,漕运畅通唐王朝的统一局面就得到维系,江南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大运河充实关中地区,唐王朝走向繁荣;漕运受阻,唐王朝统治便岌岌可危;漕运阻绝,统一局面瓦解,唐王朝走向衰亡。 1。唐朝前期对漕运干流的开凿、疏浚和整理
163、唐代没有像隋代那样大规模地开凿运河,而主要是利用隋时遗留下来的运河加以疏浚整理和开凿不太长的新运河。唐前期的主要工程有:疏浚汴渠汴渠亦称汴水,即隋朝的通济渠,沟通黄河与淮河。汴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河引河水入汴口,又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之东引汴入于泗,达于淮,自江都宫入于海。由于汴渠首连黄河,河水所含泥沙量大,故在与黄河相接的汴口(即汴口堰,亦称板渚汴口)常被泥沙淤塞。唐初,每年初春都要征发附近州县丁男塞长茭,决沮淤,疏通堰口,修理渠道,以保证漕运畅通。至唐中宗时,由于政治动荡,运河修浚不及时,致使汴口年久堰破,江、淮漕运不通。因此玄宗时,唐政府曾两次大规模疏浚汴渠。第一次,开
164、元二年(公元714年),河南尹李杰调发汴州、郑州丁夫疏通渠道。因省功速就,公私深以为利,故刊石水滨,以纪其绩。可见取得的成果不小。第二次,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堰口再次塞阻,行舟不通,玄宗命将作大匠范安率领河南府怀、郑、汴、滑、卫三万人,疏决开旧河口,旬日而毕。以后至安史之乱以前汴渠基本上保持了畅通。 修浚山阳渎隋时沿用旧有渠道开凿的山阳渎(亦称邗沟),始自山阳(今江苏淮安)通至扬子(今江苏仪征)入于长江。唐初,由于受各种自然因素的影响,长江三角洲向外推移,长江江面变窄,扬子以南至长江之间已不能行船。漕船须绕道瓜步(今江苏仪征东),溯旧官河始能进入扬子斗门。不但迂回绕远,且舟船时被风涛所
165、损。因此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润州(今江苏镇江)刺史兼江南东道采访处置使齐澣开伊娄河,自今扬子桥至瓜洲镇,为邗沟增添了一个新的运口。史载:开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无风水灾,又减租脚钱,岁收利百亿,舟不漂溺。李白也称赞道: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从此,瓜洲一直是长江下游北岸的重要渡口。 整修永济渠唐前期除致力于东南系统运河的开凿、疏浚和整理之外, 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汴渠。 旧唐书李杰传。 旧唐书李杰传。 唐会要漕运。 唐会要漕运。 李白:题瓜洲新河饯族叔舍人贲。 对走向东北的永济渠,也进行了一些整治工程。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为增加永济渠水源
166、,在引淇水(原为黄河支流,在今河南北部。东汉建安中,曹操于淇口作堰,遏使其流向东北,注入卫河,此后遂成为卫河支流)入渠处建筑石堰。后由于沧州一带地势低洼,为防止永济渠决口,又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在沧州清池县西北55里修筑了二条永济堤。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在清池县西南30里又修筑了一条永济北堤。另外,永徽(公元650-655年)时,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刺史李灵龟在魏州开永济渠入于新市,开凿出一条支渠。开元(公元713-741年)时,魏州刺史卢晖也凿出一条永济渠,名西渠。西渠自石灰窠引流至(贵乡)城西注魏桥,以通江、淮之货。其余与永济渠直接或间接相通的还有:经城(今河北威县)的张
167、甲河,南宫(今河北南宫)的通利渠,堂阳(今河北新河)的堂阳渠,昭庆(今河北隆平)的沣水渠,清池(今河北沧县)的清池渠、无棣河和阳通河,无棣(今山东无棣县)的无棣沟,平昌(今山东德平县)的新河,河间(今河北河间)的长丰渠,渔阳(今河北蓟县)的平卢渠等等,这些渠道丰富了永济渠的水源,有利于漕运事业。 开凿丹灞水道丹水为汉水的支流,灞水是渭水的支流,两水同源于秦岭山脉东段,相距仅十余里。唐中宗时,崔湜建议: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今陕西商县),自商镵山出石门(今陕西蓝田西),抵北蓝田,可通挽事。中宗准奏,并以崔湜充使,率役徒数万,开大昌关,凿石劈山,终于开出了一条连接丹灞二水的挽道。使江淮物资可通过长江
168、、汉水、丹水、灞水、渭水运往长安。 修治褒斜道褒斜道即沟通同出秦岭太白山的褒水和斜水间的陆路通道,系汉武帝时,汉中太守张印主持开凿的。其后该道长期为往来秦岭南北的重要通道之一。由于褒斜道通达富庶的蜀汉地区,又可通往江汉与江淮地区相连接,因此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唐以前,封建统治者多次进行维护和修葺。唐初统治者亦复如此。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开斜谷道水路,运米以至京师,这是唐代第一次治理褒斜道。其后唐王朝经常利用褒斜栈道和水道运输巴蜀物资以供京师。后来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阻断大运河,江淮等地的物资也通过此处输往关中。 整治三门砥柱经大运河漕运北方的江淮物资输送到洛阳后,还得经过800多里
169、的路程才能到达长安,其间因有三门砥柱之险,船只上驶困难,且常常覆溺。因此,唐政府曾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整治三门砥柱,如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苑西监褚朗议凿三门山为梁,可通陆运。乃发卒六千凿之,功不成。其后,将作大匠杨务廉又凿为栈,以挽漕舟,但山险路窄,挽夫时常坠入河中身亡。张鷟在朝野佥载中愤怒地指出:(于)新唐书地理志三。 新唐书地理志三。 新唐书楚王智云传附李灵龟传。 新唐书地理志三。 新唐书崔湜传。 册府元龟漕运。 新唐书食货志三。 新唐书食物志三。 陕州三门凿山,烧石岩,侧施栈道。牵船河流湍急。所顾夫并未价直。苟牵绳一断,栈梁一绝,则扑杀数十人。取顾夫钱,籴米充数。即注夫逃走,下本
170、贯禁父母兄弟妻子牵船。皆令系二鈲于胸。落栈着石,百无一存。满路悲号,声动山谷!皆称杨务廉人妖也!天生此妖,以破残百姓。水运困难,只好改为陆运。但陆运费用很高,每丁支出钱百文,充陕、洛运脚,五十文充营窖等用,从洛阳至陕州,运一石米需费1000文。景云(公元710-711年)中,唐政府在从洛阳含嘉仓到陕州太原仓的300里沿途,设8个递场,雇民牛车运粮。开元(公元713-741年)河南尹李杰为水陆运使时,8递场用牛车1800乘,岁运来250万石。运量虽有所增加,但一方面牛的损失颇大,另一方面运费仍很昂贵,故不久废弃。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京兆尹裴耀卿主持漕事,又采取褚朗凿山为梁的方法,在三门
171、北山开凿出一条18里长的山路,以水路相兼的形式,避开三门砥柱的湍险。这条运路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18里陆运山路,仅用3年,就因山洪、暴雨的冲击侵蚀而不得不废弃了。此后漕运又恢复了冒行砥柱之险。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在三门的人门之东开凿了一条避开砥柱的人工运河,称开元新河或三门运渠,此后漕运比较畅通,漕运量逐年增长。 开凿关中新漕渠江淮物资运抵陕州太原仓后,再输往京师长安,其间路程也极艰难。渭河因多沙,河道时深时浅,不便漕运。隋文帝时所开的广通渠,至唐初也已不便使用,因而不得不采用陆运,用牛车将漕粮运往长安,但同样运费高、运量少,途中劳苦异常。于是,为了提高关中的漕运能力
172、,天宝元年(公元742年),陕郡太守兼水陆运使韦坚治汉、隋运渠,起斗门,抵长安,通山东租赋。乃绝灞、浐,并渭而东,至永丰仓与渭合。又于长乐坡濒苑墙凿潭于望春楼下,以聚漕舟。这样,永丰仓和三门仓的储米和其他物资,都可以用船一直运到长安。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漕山东粟四百万石,创造了唐代漕粮的最高纪录。 唐王朝在隋代大规模修凿运河的基础上,经过对漕运水道的开凿、疏浚和整理,使漕运的干流和支流通行无阻,终于创造了盛况空前的唐代漕运。2。蓬勃发达的漕运事业唐初,由于经历了隋末农民战争和唐王朝的统一战争,各地漕渠因年久失修而遭废弃,或因战火而遭破坏,加之唐王朝新建,统治者吸取隋亡的教训,减轻了对人民
173、的剥削,因而漕运颇简,年运粮量不过一、二十万石。新唐书食货志三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故漕事简。唐会要漕运也说:昔贞观、永徽之际,。每岁转运,不过二十万石便足。起初,漕粮的运输采取接运的方法,在汴口设武牢仓(今河南荣阳西北),又在巩县东北设洛口仓,江南船不入黄河,黄河船不入洛水,而分别由该河系的船只分段接运。如遇水位跌落,船只不能畅通时,即将粮食储入仓内,以待水涨船通张鷟:朝野佥载杨务廉。 通典漕运。 新唐书食货志三。 新唐书食货志三。 时,再装船西运。到了高宗以后,洛阳以东
174、改为直运,每年二月,江南漕船到扬州集中,四月经由淮河进入汴河,六、七月到达汴口。因此时正值黄河涨水,故须等到八、九月黄河水落后,漕船才能转入洛水运达洛阳含嘉仓。这样,一次漕运需时半载。运量虽有所增加,年运量可达100万石左右。但由于长安官僚机构的扩大以及驻军的增多,漕粮仍不能满足关中所需。因此高宗、武则天,乃至玄宗曾多次巡幸东都洛阳。除去政治、军事等原因,以及为了狩猎、游乐等目的外,还包含有东去就食的目的。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关中地区遭遇大灾,文武大臣建议中宗迁都洛阳,中宗怒道:岂有逐粮天子耶?可见漕粮远不够所需。 由于漕运量不大,所以唐初尚未设置专管漕运事务的官吏,仅由户部尚书之下的度支
175、和水部郎中兼理。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遇灾荒或对外发动战争,才临时兼官加知水运或水运等衔主管漕运事务。如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征高丽时,命太常卿韦挺知海运,崔仁师为副并知河南水运,负责向前线输送物资。再如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关中发生饥荒,高宗委任监察御史王师顺以运职,负责漕运晋、绛州之仓粟以赈济饥民。但这两次委任,不到一年就撤销了。 玄宗时,关中人口进一步增加,粮食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同时国家机构渐趋庞大,官吏人数大为增加,政府开支大。玄宗时,朝官已达17600多人,较之太宗时的642人多出近30倍。因此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裴耀卿上疏说: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数少,
176、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所用便足。今升平日久,国用渐广,每年陕、洛漕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再有,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府兵制也日趋浸坏,不得不实行完全由国家供给士兵给养的募兵制,从而也进一步增加了唐政府的开支。加之封建统治者骄于乐佚,不知节用,大抵用物之数常过其入。因此漕运的压力愈来愈大,唐玄宗君臣积极设法解决漕运问题。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京师雨水,谷踊贵,玄宗将幸东都。临行前,玄宗问漕运事于京兆尹裴耀卿。裴耀卿建议道:罢陕陆运,而置仓河口,使江南漕舟运至河口者;输粟于仓而去,县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仓三门东西,漕舟输其东仓,而陆运以输西仓,复以舟漕,以避三门之水险。
177、玄宗同意他的意见,拜其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转运使,主持漕运事务。裴耀卿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漕运进行了改革。其主要措施:完善仓储制度在汴河与黄河交接的河阴县(今河南河阴东)设河阴仓,在河西的河清县(今河南孟县西南)置柏崖仓,在黄河北岸三门之东置集津仓,三门之西置盐仓(亦称三门仓)。又改陕州之常平仓为太原仓,华州之广通仓为永丰仓,又扩建了洛阳的含嘉仓和长安的太仓,以备多储粮谷等物资。 修路在三门北山中开凿出18里山路,以避开砥柱险滩,将集津仓的粮 通典职官。 通典漕运。 新唐书食货志三。 新唐书食货志三。 新唐书食货志三。 谷通过陆路运往盐仓。 改变漕运方法采取分段运输的方
178、法,即江淮漕船,皆将物资输入河阴仓。自河阴西至太原仓,谓之北运。然后由官府雇船输往洛阳含嘉仓,再逐级送纳柏崖仓、集津仓。从集津仓到盐仓由车载傍山陆运。之后再以船运,逐级送纳太原仓、永丰仓及长安太仓贮存。 裴耀卿对漕运办法的改革,既缩短了运输的时间,提高了运输的效率,又节省了大量运费,凡三岁,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取得了惊人的成效。并且从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起,直到天宝(公元742-756年)中叶,漕粮的年运量都能保持在二百数十万石的水平。由于年漕运量的稳定增加,关中粮食充裕,人民生活安定。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玄宗从洛阳回到长安。从此再未巡幸东都。其后,以太仓积粟有余
179、,岁减漕运数十万石。裴耀卿的改革,使唐代的漕运事业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 随着漕运事业的发展,唐政府专门设置了水陆发运使(或称水陆运使,或简称运使)一职,掌管漕运事务。玄宗先天(公元712-713年)中,河东巡察黜步使李杰被任为陕州刺史,兼水陆发运使。置使自(李)杰始。开元初李杰改任河南尹,仍兼水陆运使。以后常以河南尹或诸州刺史兼任。由于分辖的不同,有河南水陆运使、陕州水陆运使、江淮水陆运使、汴东西水陆运使等不同名称。 裴耀卿之后,玄宗天宝年间,陕郡太守兼水陆转运使韦坚进一步改革漕运,他不仅在渭水之南开凿了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漕渠,改变了关中地区漕运的面貌,使年运米量达到了空前的400万石,而且还
180、将江淮各地的特产大量运入关中,增加关中的财富。韦坚曾于长安城东的广运潭向玄宗展示漕运到关中的江淮物产,有广陵郡的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的京口绫衫缎;晋陵郡的折造官端绫繍;会稽郡的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的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的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的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的蕉葛、蚺蛇胆、翡翠;吴郡的三破糯米、方文绫。一共有数十郡的物产。由此可见由江淮漕运至关中物资之丰富。 总之,从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到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以前,这是唐代漕粮数量最多、漕运事业蓬勃发展的时期。由于漕运畅通,使北方关中的政治重心与江淮经济重心联系紧密。这也是
181、促成开元盛世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唐书食货志三。 新唐书食货志三。 新唐书食货志三。 新唐书李杰传。 新唐书食货志三。 参见旧唐书韦坚传。 五、唐中叶均田制的破坏和两税法的实行(一)均田制的破坏和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1。均田制的破坏唐朝前期实行的均田制,到唐代中叶,遭到彻底破坏。 唐均田制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兼并的日益激烈,大土地私有制的迅速膨胀,打破了均田制的原有格局。 唐中期实行的均田制,与前期相比,虽然是最为完备的,但是它却放宽了对土地买卖的限制,甚至连口分田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买卖,这就给土地兼并的发展,大土地私有制的发达,开了方便的途径。同时各级贵族、官僚、地主受得大量永业田,使他们
182、拥有的私有土地数量远远超过一般农民,这也助长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这样,均田制的实行,不仅不能根本抑制土地兼并,而且在客观上扶植了封建地主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随着唐朝前期社会经济的兴旺发达,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得到空前的繁荣,日益打破自然经济的闭塞状态,促使土地日益私有化和商品化,导致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的迅速加剧,对均田制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唐朝政府虽然多次下诏禁止土地买卖,但均未奏效。在土地兼并的过程中,贵族、官僚、地主和富商成为兼并的主导力量。册府元龟田制说: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田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受及口分永业,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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