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历史 各朝代知识点 第058卷宋辽金夏教育史.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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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全史058/一百卷史仲文 胡晓林本卷提要 本书叙述的是宋、辽、金、夏时期(公元916年-1234年)的中国教育历史,其内容包括:宋、辽、金、夏诸朝的文教政策、官学设施、教学课程、考试制度、选士制度以及私学、书院教育的状况;著名教育家的教育实践及主张。宋、辽、金、夏是中国封建社会持续发展的时期,在教育领域也取得广泛的成就,而两宋的教育成果最为显著。宋代教育经过庆历、熙宁、崇宁三次大规模兴学,建立了完整的官学体制,科举制度也经过一系列调整改革,基本定型;书院教育在宋代产生发展起来,并为后世书院教育提供了样品。教育思想领域学派林立,其中以王安石的新学与程朱理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意义。辽、金两朝的少数
2、民族政权,也在不断地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在教育领域采取了推进汉化的多项措施,实行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仿照汉制,创行科举,仿照汉字,创造文字,教育内容也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课程,从而大大加速了北方地区的文化建设和各民族文化的融合进程。 一、宋、辽、金、夏教育概述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经过长达200年的分裂割据之后,再次出现统一的局面。在这期间,中原和江淮流域的江南地区先后建立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北宋与南宋王朝;在北方则先后出现了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辽朝及女真族的金朝。其中,契丹族的势力一度南侵到中国北方原属于后唐辖地的燕云一带;金朝的军队则在公元1125年灭掉辽朝,占领了几乎全部辽朝故地,又
3、于次年消灭北宋政权,占领了淮河以北的广大中原地区和关中平原,成为12世纪初至13世纪初北方最强大的割据政权。除辽金之外,北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盘踞在中国西北夏州一带的党项族人,也在其首领李元昊的统领下建立了西夏王朝,占领了大体相当于今宁夏、甘肃全省及陕北、青海一部分的广大地区,成为西北地区的主要割据政权。 在宋辽夏金分治割据期间,各个民族及其政权之间,除了间断性的相互兼并征伐之外,和平相处的安宁也时复出现,并保持着较宽裕的和平发展时期。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也发生着广泛的交流,并通过这种交流和自身的改造,不断地缩小彼此间的文化差距,增进了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大大强化了中华
4、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和一体化进程。因此,这一时期,既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割据时期,又被认为是继盛唐以来的又一次经济文化的繁荣时期,其科技文化、学术与教育的成就甚至远远超过盛唐时代,受到历代史家的高度评价。 北宋政权在公元960年建立之后,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以消除权臣擅政和藩镇割据的隐患,如削弱节度使的权力,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在中央,废除殿前都点检、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改设三衙统领,又设枢密使主管调动全国军队,使调兵权与领兵权析分为二,便于互相制约和皇帝控制;以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权,号称二府,又设三司使分掌财权,同时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
5、司副使以制约各部门行政长官的权力,并提高御史台和谏院的地位,以监督、纠劾大臣,大大强化了皇帝的权威。北宋皇帝大多崇尚文治,在文化教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如在科举制度方面,不断扩大科举取士名额,鼓励寒俊之士读书仕进。对科举制度本身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建立了殿试制度,实行权知贡举制,实施了弥封、謄录、锁院等办法,以便增加科举考试的客观性,确保公平竞争,消除徇私舞弊现象,等等,从而大大刺激了宋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宋初百废待举,国家虽无暇投入大量精力办学,但对于私人办学和书院采取了鼓励政策。庆历兴学期间,又恢复了久废的太学,诏令地方州县兴学,并广泛向州县学赐田,以资助地方教育。经熙宁、
6、元丰兴学和崇宁兴学之后,北宋地方官学设置已相当普遍,并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管理体制和经费保障制度。中央太学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太学内部实行三舍法,扩大学校的职能,沟通了养士与用士的环节,吸引了各地的读书士子。太学规模也不断扩大,由初创时的百余人,发展为崇宁初的3800人。同时,各种专科教育在宋代也受到重视,除了律学、算学、医学之外,还出现了武学、画学、书学等专科学校,此外还有专门研究道教的道学。南渡之后,绍兴和议既成,南宋逐步恢复了被战火焚毁的教育设施,重建太学、国子监等中央官学,并大力发展地方教育。南宋地方官学经费充足,设置完备,又加之科举录取名额较多,士儒读书仕进的机会便大大增加,因而极大地刺
7、激了地方办学的积极性,使得南宋地方官学的成就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北宋。由于重视文化教育,宋代的科技文化事业也获得广泛的成就。以科技为例,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有三项(指南针、印刷术、火药)是在宋代改进并获得应用的。在天文学方面,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天文钟(水运仪象台)和最早的假天仪。数学领域,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提出了正负开方术。医药领域,官修的本草类书所收药物达1746种,为唐本草的一倍;官修的太平圣惠方收方达16834种,余如针灸学专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妇科专著妇人大全良方、儿科专著小儿药证直诀,均在相关的学科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此外在农艺学、建筑学、军事科技方面,宋代均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8、宋代的商业、手工业经济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以采矿业为例,宋代的河北、京东、陕西、河东等路均已大量开采石炭,河东及东京城乡居民已普遍使用石炭为燃料;在河北邢台、安徽繁昌、福建同安等地,都曾发现宋代冶铁遗址,徐州的利国监、兖州的莱芜监则是当时著名的冶铁地,说明宋代已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冶铁能力。据统计,宋仁宗皇佑(1049-1053)间,全国每年的铁产量达7124.1万斤。在扩大燃料种类方面,沈括的梦溪笔谈已对石油能源的应用前景,做了大胆的预测。除冶铁外,宋代的金、银、铜、铅、锡等金属产量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冶金大国。其他行业如纺织业、染色业、造纸业、制瓷业、制盐业都达到了
9、相当的生产规模和工艺水平。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备的手工业技术生产体系。在商业领域,宋代已出现了一批人口在10万以上的商业城市,首都开封更是店铺林立,昼夜经营,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便是对这一繁荣景象的形象再现。宋代的都市州县已出现了行业性的垄断组织-商行,据统计,北宋都市开封至少已有160多行,南宋临安则有414行。商业行会的出现,表明宋代的商业经济已达较高的成熟水平。商业经济的发达,促进了货币形态的演变,宋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并形成一定范围内的货币兑换业务。与此同时,与海外的商业往来也日益频繁,其数量之大,地区之广也远远超过了前代。 商业经济的繁荣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宋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10、,奠定了基础,并且与之相得益彰、互为依托,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少见的文治局面。 建立在北方的辽金政权,也积极从事文化教育的建设,并推行汉化政策,在商业经济方面也与宋朝及周边地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契丹建国之初,在积极对外扩张、频繁发动战争的同时,也未忽视文化教育工作。神策五年(920年)参照汉字,创造了契丹大字,其后又借回鹘文字,发明了契丹小字,两种文字与汉字并行于辽。此后,辽代在圣宗朝又参照汉制,创立了主要以汉人为考试对象的科举制度。辽圣宗鼓励汉族士儒参预辽朝政权,倡导学儒之风,并采取了有助于振兴文教的措施。辽代的中央与地方官学也基本是仿照汉制。辽太祖建国之初便在上京设置了国子监与国子学,太
11、宗、道宗朝又先后设置太学、五京学,同时增建孔庙,祭祀先圣先师,不仅将孔孟等儒家学派代表人物视为士学的典范,并且规定以儒家经典为教育的基本内容,从而大体确立了以儒家学说为正统观念的文化政策,表明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辽政权,已自觉地归位到华夏文化的体制之中。 女真族为主体的金王朝,汉化程度较契丹族更为彻底。女真人不仅建立了比辽代更为完备的官学体制,并且将女真人纳入官学与科举之中,在中央与地方建立女真学,在科举中增设女真进士科,其学习内容也以儒家经典和诸子著作为主,又参据汉制,应试策论。在熙宗朝之后,女真的汉化倾向更为普遍,从皇帝到一般贵族竞相学习汉族文化礼仪,熙宗本人已是尽失女真之故态,其后的海陵王完
12、颜亮更是嗜习经史,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著而慕之(金虏节要,北盟会编卷一六六),并开始以华夏正统王朝的观念为据,迁都燕京,实现其居天下之正的理想。海陵王之后的世宗反对全盘汉化,并告诫女真人不要寝忘旧风,但他极力推崇唐、虞之圣,倡导儒家的伦理学说,仿照汉制,定祭五岳四渎礼,并自视为中原历代正统王朝的合法继承者。在这种观念的推动下,金代不仅在政治、教育方面出现了明显的汉化倾向,其都城规划、文学艺术、史学著述等均包含了浓重的汉文化意蕴,从而大大加速了中原与北方各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进程。 西夏在历史上曾一度受到吐蕃的压迫,因而其文化也受到吐蕃的影响。 隋唐时期,党项各部落归属隋唐政权,并逐步内迁,开始大
13、量地吸收中原汉族文化。西夏建国后,于大庆元年(1036年)颁行西夏文字,同时又大量引进汉文典籍,其中主要是佛教经典,此外也包括儒家经典、诸子、史传、兵书、医书及版画等。政府还专设刻字司作为官方出版机构,出版西夏文及夏汉文字对译的图书。但目前有关西夏文化教育的史料极少,故至今我们无法对西夏教育的状况做出精确的描述。 二、宋代教育的格局及其文教政策两宋是中国封建社会持续发展的时期,在其300余年的历史中,中国封建教育经历过一系列调整、重建与变革之后,出现了继盛唐以来的又一次繁荣局面。在这一调整变革的进程中,中国封建教育的基本模式逐步形成,基本定型,并且在教育的方针、政策、法规及观念诸方面,为其后历
14、朝封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范本。 宋代教育的格局,是在直接继承隋唐文化教育遗产,并广泛取鉴历朝文教的优劣得失,经过反复、活跃的思想探讨和变革损益后,逐步定型的。描述和探究这一格局形成和演变的总体进程,是阐明宋代教育特征的首要环节。 (一)宋代教育的基本格局宋代教育的格局就内容构成而言,大体表现为五个方面:首先是经过宋代三次大规模兴学,逐步形成的以中央太学、国子监为中心,诸多专科学校及地方学校成龙配套的全国性官学系统。 其次是经过历次兴学和教育政策的不断调整,官学内部的管理体制日渐成熟。诸如:形成了礼部、国子监和诸路提举学事司配套的中央地方教育行政体制,官学内部的学规、考试的内容及形式、学校的经费来
15、源、图书的管理和印制,以及学官的选拔、录用的标准等等,均已定型,并为以后历朝大体沿用。 再次,对学校教育内容和培养方向发挥全局性制约作用的科举制度,在宋代达到了成熟、完备的阶段,以后历朝科举制度虽在具体内容上有所损益和调整,但在总体框架上尚未超越宋代厘定的范围。与此同时,在北宋熙宁、崇宁兴学过程中逐步确立的太学舍选制度,也为学校教育摆脱科举的制约,开拓了一条相对独立的新途径。 第四,宋代是中国书院教育形成和发展的奠基阶段。书院作为相对独立于官学系统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的综合教育机构,它所倡导的不附利禄、明辩通达的学风,无疑向当时的学术教育界吹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因而,书院不仅弥补了官
16、学的不足,并且促进了自由讲学和纯学术研究风气的形成,成为带动广义的社会文化建设的先导,而宋代书院教育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所积累和总结的一系列办学经验和准则,又为后代书院提供了范本。 第五,在宋代历史中虽然不乏文化专制主义的现象,甚至一度出现过像崇宁党禁、庆元党禁这类政治、文化高度专制的非常时期,但就总体而论,宋代学术思想领域的气氛还是比较宽松活跃的,对于一系列历史的、现实的社会问题及人类思维、哲学、伦理命题的探讨,也是广泛而深刻、严肃而认真的,并且在这一广泛多元的思想探讨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流派。这些流派又将自己的政治、经济、哲学、伦理观点,引申来论证教育问题,再形成各具特色的教育思想流
17、派。其中,由北宋王安石所倡导,经南宋陈亮、叶适所继承和阐发的功利主义教育思想传统,由北宋周敦颐、二程、张载所倡导、阐发,经南宋朱熹、陆九渊所总结和发挥的理学教育思想传统,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两种主要教育思潮。而程朱理学经历代统治者所倡导,最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官方哲学,并占据了教育领域的正宗地位。 除此之外,其他的教育形式,诸如私学、家学也多与官学并存于世,互为补充,此消彼长,形成了多元纷呈的繁荣局面。即使在官学相对衰落的时期,文化教育延伸的脉络也未曾明显中断,有时甚至更为活跃。以书院教育为例,在宋初官学低落时期,反而呈现发达勃兴的状态,而在北宋中后期官学鼎盛时,又沦入沉寂的局面,
18、此后在两宋之际官学废弛的情况下,书院再呈复兴势头,进而在南宋中期达到鼎盛。而在同一时间内,官学竟是穷于自守,未见有所作为。 私学、家学及寺院庙学,虽无完整史料记载,但其作用却不容忽视。以北宋为例,仁宗、神宗二朝为北宋文化教育事业最为活跃的时期。朝野人材济济,涌现出一大批诸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氏父子、曾巩、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等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其中不乏绝世的英才,而这些人的幼年或少年几乎都在庆历兴学之前,他们的成长或幼承庭训、或寄读僧舍,或游访私学大师,是在官学和书院之外的教育活动中培养成才的。由此可见,在宋代社会,官学的低落,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化教育事业的总体衰
19、落,而官学规模或形式上的扩大,也未必能从实质上体现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及其对社会文明所产生的推动作用。这一点,是由宋代社会历史及其教育的内在特征所决定的。 综上所述,如果暂不讨论与教育直接相关的其他政治、文化因素的话,又可以将宋代教育的演变,划分为三个时期:北宋初建至庆历兴学之前,是以分散、多元的私学、家学、寺院庙学及书院为主导教育形式的时期;庆历兴学之后至北宋末年,为官学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南宋则是官学与书院并存,主导教育事业双向发展的时期。各种教育形式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社会层次中,发挥不同的作用,但其共同的目标,都是在构筑人类精神文化世界的巢窠,并借此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从宋代教育的
20、上述格局来看,宋代虽然处于需要并亟待强化中央集权、以维系社会稳定的客观历史环境之中,但宋代的教育却并不是一种由官方一统天下的局面,而是官方办学、民间办学、官绅个人集资办学、甚至寺院也参予办学的一种形式与内容各异的多元化的格局。宋朝统治者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如北宋初期),甚至放弃了参予地方办学的权力,这虽然有诸多的因素,但总体来讲,宋代作为一个以文治著长的国度,是以较宽松的态度来对待文化教育事业的。 (二)宋初的文教政策北宋王朝是在结束唐末五代近200年的分裂割据之后,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北宋建国伊始,面临着国力彫蔽,百业待举的局面,人民备尝动乱之苦,渴望和平安定,休养生息,而造成动乱的各种隐
21、患并未消除:内有武臣拥兵自重,肘制皇权;外有契丹重兵寇边相胁。而长期的动乱又使儒家正统的纲常伦理沦丧,文化教育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成为恢复封建统治秩序的重大障碍。因此,北宋政府在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等措施,革除前朝贻弊、阻塞浊乱之源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纲常伦理、促进文化教育建设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与措施,为宋代文化教育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首先,尊孔崇儒,整饬纲常伦理,加强经学教育。尊孔崇儒,是汉武帝以来历代封建王朝奉行的文化教育政策,并且是维系社会稳定的精神柱石。宋初尊孔崇儒的首要步骤,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重修被战乱毁坏的各地文宣王庙,其中影响最大的当然是东京、长安、曲阜三地的文宣
22、王庙。宋初各地的孔庙,经唐末五代长期战乱的破坏,大多毁为废墟,就连一向被奉为圣地的曲阜孔庙,也只残剩一幅触目荒凉,荆榛勿剪;阶序有妨于函丈,屋壁不可以藏书的景况(清王昶辑:金石萃编卷一二五,大宋重修兖州文宣王庙碑铭)。宋太祖即位的当年(960年),即诏令增葺开封文宣王庙祠宇,并亲撰赞文,表彰孔、颜。京兆长安孔庙的重修,也于962年开始。是年王彦起任京兆府尹,主持整修文宣王庙,自出俸银,修饰、扩建庙内讲学黌舍及安置开成石经与藏书的库府、堂宇,并刊石重修文宣王庙记,以昭示天下与后世。及宋太宗即位,又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诏谕大臣,自谓嗣位以来,虽遍修群祀,而以鲁国夫子庙堂未加修葺为憾,命令大臣
23、着手重修曲阜孔庙,并指出:若孔庙无大壮之观,则民无所观化。宰相吕蒙正亲撰碑铭,盛称:夫子无位立教,化人以文行忠信,敦俗以冠婚丧祭,为民立防,与世垂范;用之则昌,不用则亡。(金石萃编卷一二五)其意旨十分明显:重修孔庙的目的,就是整顿纲常,化民成俗,并以孔子的言论和行为,为士庶崇仰的典范。重建东京开封、京兆长安及兖州曲阜的文宣王庙,对于全国各地孔庙的修复工作和文教活动,具有政策导向和示范性的作用,为恢复儒学的正宗统治,进一步实施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奠定了象征性的物质基础。 祭孔、封孔,封赐孔子后裔,也为尊孔崇儒政策的重要内容。宋太宗即位的当年(976年),即打破科举常例,诏赐孔子后裔孔士基同本科出
24、身,以此作为褒奖先圣后裔的象征;次年十月,又正式赐封孔子后裔孔宜袭文宣公爵位,官拜右赞善大夫,并恢复周显德年间以前历朝优待孔氏的惯例,免除孔宜家族租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泰山封禅归途,又前往曲阜,亲临孔庙祭奠,诏封孔子为元圣文宣王,孔子以下七十二子也列次封谥公侯伯爵,同时,赐孔府家钱30百缗,帛300匹,赐孔子46代孙同学究出身。宋真宗并御制元圣文宣王赞,表达了崇儒尊道,志在易俗化民,仰师彝训的意图,称孔子为亿载之师表:立言不朽,垂教无疆。人伦之表,帝道之纲。不久,赐曲阜元圣文宣庙九经三史,诏令兖州选儒生讲说,以此重振孔庙庙学。宋真宗曲阜祭孔、封孔,将宋初崇儒尊孔的活动推向了高
25、潮,并蔚然化开儒学隆盛的一代风气,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与重建,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宋初尊孔崇儒的政策,还体现为:在教育、科举考试中强化经学的地位。科举制度自唐代以来,大体形成了以诗赋取士的传统。宋初因袭唐制,科举也以诗赋取士为主。但与此同时,朝廷十分重视经学教育,并在科举制度的一系列调整措施中,逐步加强了经学的比重。宋太宗在位时,就曾明确强调:科举取士,须通经义,遵周孔之礼。并于端拱年间,诏令国子监刻印唐代孔颖达五经正义,颁行天下。宋真宗尤其重视经学教育,曾自称在东京讲尚书七遍,论语、孝经各四遍,并强调:宗室诸王所习,唯在经籍。咸平三年至四年(1000-1001年),又诏令国子监祭酒邢昺等
26、校定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正义,加以礼记、孝经、论语、尔雅,及孙奭孟子正义,合唐人经注,为十三经正义,颁行天下,成为法定教材。同年,诏州县学校及聚徒讲诵之所,并赐九经。在此之前,又诏令群臣子弟荫补京官或京官出身者,并试读一经,精熟方为合格,从而加重了经学在仕途中的作用,为宋初儒家经学教育的普及和振兴,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宋初科举考试,除诗赋之外,经义占有重要的比重。科举诸科考试中,除进士科外,九经科也最为士人重视。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为了拓宽经学之士的仕进之途,又废除九经一举不第而止的旧制,允许依诸科例再试,这对诸生慕心于经学无疑起到奖励的作用。在这一政策的保障下
27、,许多优秀的学者通过九经科跻入仕途,并成为著名的经学大师,主持宋初国子监的教学与研究,如先后担任太宗、真宗二朝国子监祭酒的邢昺、孙奭、孔维,均为九经及第,其经学文章与人品,也堪为后进师表。宋初文教政策的第二个方面,是重用文臣,鼓励世人读书仕进。宋朝建国之初,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祸乱天下的教训,又迫于急需大量文治人才分理庶务的要求,采用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在职官员的文化素养,并通过逐步扩大科举录取名额的办法,广求俊义于科场,以补益吏员之不足。这些措施,成为促使宋初文化教育隆盛的直接动因。 宋太祖建国伊始,就屡次临幸国子监,并在幸学期间告诫侍臣:朕欲尽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乾德元年(963年)宋太
28、祖得一蜀镜,内刻乾德四年字迹,朝中宰相皆不知所由,唯学士窦仪指出为伪蜀王衍的年号。此事对宋太祖触动很大,他感叹道:宰相须用读书人!宰相赵普精于吏道而寡学术,后经宋太祖多次规劝,也遂手不释卷,勤学自勉。开宝二年(969年),宋太祖又思以儒臣掌管藩镇大权,他曾对宰相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皇帝的倡励之下,文武百官及士庶皆以读书问学相勉,以不学无术相耻。与此同时,儒臣文士在朝中占据的要职日益增多,礼遇益厚。地方大吏,则如河北、陕西诸路,形成文臣为大帅,武臣副之的定例。朝中的翰林、馆阁文职,尤被士儒所慕向,并成为骤进显职的捷径。改善
29、科举制度,扩大科举录取名额,抑制势家子弟,广开寒俊仕进之途,是宋初鼓励士人读书进取的重要措施。宋初科举自太祖建隆元年(960年)恢复以来,开始对科举考试、取士的制度及形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调整。调整的内容包括:废除公荐;禁止称考官为师门、恩门,自称门生;确定殿试制度,实行糊名、弥封、謄录、锁院、别试、唱名及进士同保连坐等制。这一系列改革调整,大体在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完成,从此确定了宋代科举的基本格式。通过这些程式的改革,限制了势家子弟徇私舞弊、势家权臣把持科场的特权,使得科举考试的竞争在形式上获得平等,一大批寒俊庶士得以通过平等的考试,跻入仕途。而以往因考官徇私舞弊引发的举场纷争,也基本
30、消失。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礼部放榜,合格进士者竟无一人以权门显名。这确实体现了公平考试,广搜寒俊的取士原则。到了仁宗朝,13榜进士中,竟有12榜进士第一名出自平民布衣之家。 科举程式变化有利于寒俊布衣之士,是宋初历朝皇帝着意期求的后果。 早在太祖开宝元年(968年),宋太祖就亲自出面干预礼部省试,并下诏强调:造士之选,匪树私恩,世禄之家,宣敦素业。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悉委中书复试(宋史选举志一)。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宰相李昉、参知政事吕蒙正、盐铁使王明、度支使许仲宜,均有子弟及近亲举进士入等。宋太宗认为: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为有私(续资治通鉴卷十二),
31、随后全部罢免其进士及第与出身。宋真宗也多次声称:贡举当选擢寒俊。宰相王旦则严禁子孙、近亲求举进士,其侄子王睦,曾请求参加科举考试,王旦诫以岂可复与寒士争进!严辞加以拒绝。 在完善科举程式、奖掖寒俊之士的同时,科举录取的名额也在大幅度增加。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始复贡举时,进士诸科一榜及第、出身者,不过19人。以后历次进士、诸科及第、出身者也不过几人,或数十人。开宝六年(973年)录取人数最多,进士及第也仅10人,复试后加进士26人,总共36人。宋太宗即位后,大幅度增加录取名额,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一次殿试录取进士及第109人,诸科及第207人,特奏名进士、诸科出身184人,共500人
32、。据王禹偁在至道三年(995年)统计,太宗朝20年间,进士、诸科登第者近万人之多。 科举录取规模的大幅度扩展,虽然不乏滥取之弊,但大大鼓励了士儒读书学习的积极性,对于文化教育事业的普及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以诸道发解参加省试的贡士人数为例,太祖朝一次参加省试的举人,不过2000人左右;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骤增至5300余人;真宗继位的第一次贡举(998年),则增至2万人,超过唐代科举全盛时各色举人的总和。由此推算,仅当年参加诸道发解试的读书人,全国就达10万之多。(参见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由此可以想见宋初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普及盛况。而这一盛况的出现,
33、无疑得力于科举制度的大幅度发展。 宋初文教政策的第三个重要内容,是大力兴办图书文化事业,积极赞助地方州县及个人办学。宋初崇尚文治,重视图书文化事业。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八月,即诏求亡书。凡献书者,经学士院考试吏理,凡堪任职官者,多委官任职,或赐以科名。建隆初,因袭唐制,设立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收藏图书12000余卷。平息蜀国、江南等地后,又得蜀书1万3千卷,江南书2万余卷,遂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另建三馆书院,赐名崇文院,正副本藏书总数达8万余卷。淳化三年(992年)建秘阁,专门收藏三馆正本及古画墨迹。真宗晚年又建天章阁收藏太祖、太宗御集,并为两宋历朝皇帝因袭为例。秘阁建成
34、后宋太宗亲书赐额,幸阁视察,并召武将观书,以使武臣知文儒之盛。秘阁藏书每年因暑季曝,届时近侍及馆阁诸公张筵纵观,图典之盛,远逾先古。 国子监也为重要的图书印制、收藏场所。宋初国子监藏书,不过4000卷,到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阅书库中藏书已达10余万卷,45年间增加了25倍。图书文化事业的繁荣,为教育的发展普及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当时的国子祭酒邢昺指出:臣少时业儒,每见学徒不能具经疏,盖传写不给。今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宋史邢昺传)此外,宋初还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如:宋真宗朝的儒臣钱惟演,家储文籍侔于秘府;赵安仁所得禄赐,多以购书,家藏书籍,有许多是三馆书
35、库所阙的版本;宋绶、宋敏求父子更是著名的藏书家,父子两代藏书积至3万卷。这些藏书家也多是著名的校书家,并多能积极倡导学术和教育。 宋初历朝皇帝常以经籍图书赐于地方书院或学宫,以此鼓励学业。诸如: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诏国子监赐白鹿洞学徒九经;景祐元年(1034年)赐永兴军府学国子监刊印的九经;咸平四年(1001年)赐国子监本九经予岳麓书院,同年,并诏州县学校及聚徒讲诵之所,立赐九经。显然,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宋代真宗时期,已呈锓板成市,板本布满天下,中秘所藏,莫不家藏而人有的局面,故尔朝廷的这种赐书举动,无疑是一种象征性奖励文教、统一经学思想的措施。 除赐九经之外,赐学田也是宋朝政府赞
36、助并控制地方学校及书院的有效措施。学田是地方办学的主要经费来源,宋仁宗于乾兴元年(1020年)始赐兖州学田5顷,首开朝廷直接向地方官学赐拨学田的先例。此后,直至庆历兴学之前,朝廷先后向京兆府学、永兴军学、陈州、扬州、杭州、真定府学、潞州、徐州、郓州、襄州、明州、泉州、建州及嵩阳书院等数十个州学及书院赐拨学田,给以资助。从此,学田逐步成为宋代以降历朝官学的主要经费来源,并渐成独特的一种经济现象。 (三)宋初教育的类型与特征在庆历兴学之前,北宋官办的地方学校数量极少,但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重视文教的风气都很盛行,各种形式的办学活动也很活跃。其类型一为书院;二为州县官员自设的学校;三为民间学者所办的学
37、舍、乡塾;四为依托于寺院庙观的寺学与庙学;五为一般的家庭教育活动;六为宗学;七为国子监。教育内容大体以诗赋、经义为主,乡间村舍学塾则多为初级性的蒙养识字课程,而寺院之学或兼授佛道文章。 在上述诸多办学形式中,国子监、宗学及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后设立的部分书院(如应天府书院)、州学属官学的范畴,其他则为民间或半官半民的办学形式。 宋初的国子监,仍为全国的最高学府和教学研究、行政中心。宋太祖立位之初,即对周世宗营建的国子监学舍加以扩建修葺,诏令河南偃师学者、左谏议大夫崔颂判监事,并于建隆三年(962年)正式开始会集生徒讲学。宋太祖多次临学,与监判讨论经义,恩赐加勉。此后,在太祖、太宗、真宗三
38、朝担任判监事或祭酒的人,多为著名的学者或前朝宿儒,其职责不限于专主监内讲学。祭酒、博士、直讲在讲学之余,尚需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监内藏书的校勘、注释、整理工作。宋真宗咸平年间颁行的官方经学教材九经义疏,就是由当时的国子祭酒邢昺,直讲孙奭、崔颐正、崔偓佺,博士杜镐等人奉诏主持校定刊印后,颁行全国各地学校的。因此,当时的国子监事实上兼有审定、编印经学教材,指导全国经学教育的职能。宋初的国子监学官,还兼有为帝王、宗室子弟讲学的职责。讲学的方式大体有二:一是帝王幸学,多请学官讲说经籍要义。如:建隆初宋太祖幸学,请国子监判事崔颂讲说经义;宋太宗拱端元年(988年)幸学,请国子监直讲孙奭专讲尚书说命要义,
39、请博士李觉主讲周易泰卦;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幸学,请直讲崔偓佺主讲尚书;景德年间,又请其主讲道德经要旨。二是国子监学官兼任经筵侍讲、侍读之职。诸如真宗咸平二年,国子祭酒邢昺兼侍讲学士,令入便殿讲授左传;又以直讲孙奭兼诸王府侍读,为宗室子弟讲学。由此推见,国子监在经筵讲席、宗学体制尚未建立之前,代行其职责。除此之外,国子监还是全国最大的校勘、刻印、收藏图书的机构之一。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藏书量达到10余万卷,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三馆藏书遭火烧毁后,国子监便成为全国最大的藏书场所,因而也是全国最大的文化贮藏、传播机构。 不过,宋初国子监虽有诸多优越条件,却未能在正常的教学过程中充分
40、发挥和利用,甚至也不能维持正常的教学工作。国子监既无生员定额,国子生也只许七品以上应荫子孙充数。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虽曾诏令国子生分习五经,但这些国子生往往系籍而久不至,国子监流于虚名,但为游寓之所。真宗景德年间,始允文武京朝官嫡亲附国学取解;远乡久寓京师,其文艺可称,有本乡命官保任,监官验之,也许附学取解(宋史选举志三)。就此而论,国子监在宋初仅仅是一个游寓取解的场所,并无教学之实。 在庆历兴学之前,宋代地方私人办学风气盛行,用宋末元初学者马端临的话说,是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文献通考卷47)。所谓乡党之学,大体是指尚未纳入官学体制之内的地方学校,其类型、分布及课业程度,均无定制
41、,往往随遇而设,因地制宜,或据州郡都会,或据穷乡僻壤,或据山林谷,或据官宦人家,或据寺院庙舍,其渊源之深、流布之广,远非一二官办学堂所能望及。在官学体制尚未建立之前,无疑是州县地方传播、推广文化知识的主要途径。即使在庆历兴学之后,其存在的价值也难以被官学大量取代。 宋初乡党之学兴盛的原因大体有四:其一,唐末五代,割据战乱,仕途险恶、衣冠零落,官学废弛,学术文化离散于民间,民间乡党之学应运而生。其二,宋初雕版印刷术推广应用,图书经籍得以大量印制发行,流布浸广。民间有书,便具备了办学的基本条件。 其三,朝廷对民间办学多予奖励,赐书、赐田、赐额,加以表彰资助,对隐居民间聚徒讲学的名师硕儒,也多加褒荣
42、。如开封名儒王昭素笃学不仕,居乡里聚徒教授以自给,开宝年间召赴朝中,赐坐讲易,宋太祖及宰相薛居正以下大臣恭听讲论,遂拜国子博士致仕,赐钱20万缗,遣归故里。余如陈州万遵、历城田浩、郑州杨璞、荆南高怿等民间学师,均曾被皇帝召见,赏赐有差。 其四,宋初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开始大幅度增加科举录取名额,鼓励寒庶布衣读书仕进,也是刺激乡党之学活跃的直接动因之一。同样,民间学师倘能精通科举之学,师门登第入仕者较多,也是吸引四方学子的重要条件。楚丘(今河南商丘)人戚同文筑室聚徒,因精通科举之学,门人登第者五十六人,位践台阁者近十人,故四方学子辐辏其门,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宋史许骧传记许骧的父亲许
43、唐曾行商于汴洛间,因见进士缀行,而发愿:生子当令如此!其妻生骧后,慕名往拜戚同文,将其子托附戚门受业,并曰:今拜先生,即吾父矣。又自念不学,思教子以兴宗绪。许骧其后果然在戚门习成举业,科举及第,官至台阁。苏轼父辈修习举业而成名,也是典型的事例。四川因久逢战乱,地居僻远,宋初时文化相对衰落,读书习经之人极少。眉山苏澹、苏涣、苏洵兄弟三人,却在其父苏序调教下认真读书。其后,苏涣于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进士及第,一乡之人欣而慕之,学者至是相继辈出。至于今,仕者常数十百人,处者常千数百人,皆以公为称首(苏辙:栾城集伯父墓表)。苏东坡后来追述当时情景:天圣中,伯父解褐西归,乡人嗟叹,观者塞途。于是释
44、耒耜而笔砚者十室而九。(苏轼:苏东坡全集前集卷二十六谢范舍人启)此类事例足以证明,科举广开读书仕途,是促成各地乡党之学普及发达的主要动因。 就办学的形式、目的及场所的区别而言,宋初乡党之学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其一,布衣硕儒隐居乡里,聚徒讲学。如前述王昭素、戚同文均属此类。这类私学教师大多都有学业专长,治学内容不出经学范围,且以教学为业,靠束脩自养。但也有学者是为了辨明学理、倡明经义的目的,热衷于讲经论学。如真宗朝的冯元,幼从崔颐正、孙奭修习五经大义,后与乐安孙质、吴县陆参、谯夏侯圭善,往来论辩,群居讲学,乐不计酬,或达旦不寝,时人号为讲学四友。荆南高怿,博通经史百家之书,仰慕种放盛名,筑室终南
45、山豹林谷,与种放师友相待,并同张荛、许勃共以学问著称,号为南山三友,后以私学擅名,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被荐为京兆府学教授。其二,在任官员于所职州县兴资办学。宋初以科举入仕的官员,大多重视文治,且以兴办学校为重要的政绩。每有办学举动,往往刻石立碑,铭为功德,或被乡绅颂为圣明。朝廷考绩州县外官,也往往以之作为叙迁官职的重要依据。故州县官办学兴资,往往不惜自出俸钱。诸如: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王彦超知永兴军,自出俸财,整修长安孔子庙学。真宗咸平元年(998年),赵昌知昭应县(今陕西省临潼县),召集乡绅,募集资金50万缗,重建孔庙及讲书堂,乡绅均为立碑铭记。陈尧佐于咸平四年(1001年)
46、坐贬潮州通判,因痛感潮州荒远地僻,民俗陋鄙,遂修建孔庙和韩愈祠堂,召秀民年少者入学,潮人便以之比德韩愈。类似州县官办学的事例,还有很多。 显然,州县官员积极兴资办学的现象,是宋初地方学校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反映了宋初崇儒重教政策的一个侧面。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州县办学活动随着朝廷鼓励、承认州县学校的法令逐步放宽,大多转化为地方官学。这些州县官员所创之学校,本来也属于半官半民的性质,如滕宗谅湖州兴学,费钱数十万,其中大部分出自官库。有些学校虽有乡绅集资,官出俸钱,但要长期维持局面,教学养徒,仍需朝廷诏拨系官庄田充费供用。 另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宋初州县官员所办学校多属庙学。与前朝一样,宋初京都
47、及各地孔庙,多为附学的场所,诸如东京开封孔庙即为中央国子监之所在,京兆府孔庙为京兆府学的所在,各地孔庙也大体类同。宋人认为:先圣者,道之所自出,而道非学校不行,故世之州县因先圣有庙,所以重道也;即庙有学,所以传道也。庙与学本为一体,不可分离,庙所以重本,学所以源教化。但州县孔庙不仅为总角幼童的肆业学舍,且为州县举行祭典、布政、劝农、礼教活动的主要场所。因此,创建庙学,也是整饬政令、化民成俗、敦行礼乐的重要措施。从这种意义看,庙学本身也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和广泛的社会功能。在朝廷崇儒尚文、表彰名教政策的要求下,地方政权崇修孔庙,寓学于庙,除了教育方面的意义之外,也具有整饬政令、安邦治民的意义。而且
48、,各地孔庙虽然部分采用集资捐款或官出俸钱的形式加以维修或重建,但主要还是因钱于公府,所占地盘也为官拨田产。从这点来看,宋初庙学多为官方的学校,或为州县学校的前身。 其三,寺院僧舍也多为士子、生徒就业寄读的场所。宋初寺院上承汉唐以来数百年经营之规模,太祖、太宗、真宗三朝,虽主儒业,兼崇道教、兴佛法,真宗继位以来更是大兴土木,遍修群祀,金田之列刹崇矣,神仙之灵宇修矣(金石萃编卷一二五大宋重修兖州文宣王庙碑铭)。仁宗、英宗二朝虽未大事兴建,但据宋人方勺统计:至神宗熙宁末年,天下寺观宫院总数已达40613所,其中仅东京开封就达913所(泊宅编卷一)。宋初既开寒素之士科举仕进之途,而州县尚未广开学舍,贫
49、寒之士读书苦无场所,寺观既广而闲旷,自为寄读的佳所。北宋泾阳县重修孔子庙记称:泾阳县学不修,而先生之待问,无所布席;朋友之文会,无所投笈。而总角之幼者分徒裂居,便假馆于佛宫,或开户于委巷,即反映了当时的普遍情况。 宋初许多布衣寒门出身的著名学者或大臣,多有寄读寺观的经历。诸如:范仲淹于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至四年(1009年-1011年)寄读于长白山醴泉寺 彭乘:墨客挥犀。 (位于山东省邹平南),苦习科举之业;苏轼、苏辙兄弟幼居乡闾,读书于天庆观。余如:真宗时官至宰相的吕蒙正,少时寄读于洛阳龙门利涉院;参知政事钱若水,少时寄读于嵩山佛寺;仁宗时任过参知政事的冯京,曾寄读于潜山僧舍(今属安徽);仁宗朝
50、的重臣韩亿、李若谷、王随少年贫贱时,曾同寄嵩山法王寺读书。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宰相的富弼,也曾寄读于洛水南天宫寺三学院。 这些出身贫寒的士子,为科举荣禄所激励,往往刻苦异常,忍受着饥寒酷暑的折磨,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修习举业,故尔多能在事业上做出超出势家纨绔子弟的成就。如范仲淹,在长白山僧舍读书时,日作粥一器,分为四块,早暮各取二块,断数茎,入少盐而喢,三年一概如此。冯京寄读潜山僧舍时,竟因饥饿难耐,偷烹僧犬而食,遭僧人起诉后,做偷狗赋赠县令方幸免治罪。吕蒙正寄读洛阳龙门利涉院时,因无钱购买西瓜,尾随卖瓜者之后,其人偶失一枚于地,怅然取食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七)。以后官至宰相,便在洛
51、阳买园,临伊水筑噎瓜亭,以示不忘贫贱之义。由此可见,寺院宫观在州县官学尚未普遍建立之前,确为一般贫寒有志的学子提供了读书寄居的场所,因而构成宋初地方学校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寺院宫观之学在宋初兴盛的原因,除了前述州县之学尚未广设,科举仕途广开,而寒俊之士苦无读书场所之外,尚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寺院宫观屡朝兴建,多就山林僻静之处,虽经唐末五代长期兵乱,尚能免遭兵火劫难,名士硕儒畏于仕途险恶,也多携带经籍,隐遁山林寺舍,潜心读书、讲学。故宋初虽承五代劫乱之余,寺院宫观仍能保存较多书籍,并兼为士儒肆业之所。宋初一些藏书甚富的书院,也本为唐末五代的寺院精舍演化而来。其次,宋初寺院宫观多
52、有地产,或有居士香客捐赞香火。故贫寒士子寄读寺院,尚能得到生活上的一般关照,也具备简陋的食宿条件。寺院对于少数学行优异的贫寒士子,也乐于资助,而士子一旦登第显宦,也往往不忘旧事,回报其恩。如前述富弼在洛阳天宫寺三学院寄读时,冬以冰雪,夏以冰水洗面,刻勤自励,院僧宋颢赏其才学和精神,多予关照,其后富弼官至宰相,奏请朝廷赐颢紫方袍,封号宝国大师,加以回报。王随自幼居故里西寺读书,家贫不能自养,寺僧以钱币资助其读书,王随显达后既有回报,寺中则为其奉立生祠,引以自荣。 综上所述,由于朝廷对文化教育采取鼓励赞助的政策,故宋初虽未以诏兴学,但各地教育事业发展仍然很快,且形式多样,不拘常格,培养出大批优秀人
53、才,为宋代社会的总体进步做出了贡献。 三、官学的振兴与改造宋初乡党之学虽然流布甚广,成绩显著,但各地乡党之学的课业程度、教材,选用教师条件、待遇,生徒来源等等,素无定制,纷杂不一;办学经费来源也无保障,学校后继发展无力,办学规模及普及范围也受到局限。因此,由朝廷统一制定全国性的教育发展模式,为教育发展提供通盘性经费保证,已是势在必行。而这两者的根本落实,只有在政府体制之内才能完成,因此,各级各类学校官学化进程的出现,也成为客观必然的趋势。同时,宋初文教事业隆盛,主要是在科举刺激下出现的,由此产生一系列矛盾和弊病,进入北宋中期也完全暴露出来,并成为影响宋代教育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障碍。消除这类障碍、
54、振兴官学,成为北宋历次兴学的主要课题。 (一)范仲淹与庆历兴学北宋教育在仁宗朝前期,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左右了北宋中期教育演变的主要趋势,为庆历三年(1043年)的大规模兴学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 首先,朝廷改变了以往间接赞助民间办学的做法,以乾兴元年(1022年)赐拨兖州学田和景祐元年(1034年)诏许京兆府立学并赐学田为开端,直接管理和资助、兴办地方州学,将重要藩府的州学正式纳入官学的体制之中。其次,逐步形成了若干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地方教育中心。这些中心形式多样,是北宋州县之学多年演变、趋于成熟的典范。诸如范仲淹主教的应天府书院,胡瑗主持的苏湖州学,孙复、石介的泰山、徂徕之学,以
55、及陈襄的福建古灵之学,都具有很高的教学水平,并讲求民间利病之急,推倡圣人之道和经世致用的实学风范,为其后的庆历兴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具有拓开芜茺、化通士学风气之功。再次,朝野对科举之学的指责日益公开和普遍,并要求施行切实的改革措施。上述的变化,已显示出庆历兴学的到来,具有客观必然的历史依据,并标示出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的兴学主题。 由范仲淹主持推动的庆历兴学,是北宋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兴学运动,是庆历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庆历兴学持续的时间虽短,但范围之广,内涵之深以及影响之远大,远非景祐前后的兴学所能比拟。 范仲淹作为倡导兴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庆历兴学之前,就对北宋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弊病,
56、做了思想和实践方面的认真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针砭时弊的建设性主张。 早在天圣五年(1027年)主持南都府学教席时,范仲淹就上书执政大臣,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的治国之策。他认为:所谓重名器,就是要慎选举,敦教育。慎选举:一是要恢复制科,以便选用具有特异才干的人材;二是改革常科考试。范仲淹认为:诗赋取士不能考核真才实学。他要求:科举考试先策论,以观其大要;次诗赋,以观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级。(范文正公集上执政书)如此则人必强学,复当深究治本,渐隆古道。所谓敦教育,就是在州郡恢复学校之制,约周官之法,兴阙里之俗。敦之以诗书礼乐,辩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为邦材(同上)。他指出
57、:序庠之兴,为三代盛王之道,不可忽略,当太平之时不能教育,乃于选用之际,患其才难,实为不务耕而求获。此后,他在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中进一步强调兴学养材的重要意义: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兴学校,立师资、聚群材(范文正公集卷一八)。主张通过兴办学校,养育群材,移风易俗,来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范仲淹的养士、选士之道,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重寒俊,广开途。 范仲淹出身贫寒,苦学成名,对官僚权贵子弟不学无术而坐享荫恩的现象十分不满。天圣三年(1025),他大胆上疏仁宗,批评朝廷延赏过多,恩荫太滥,主张恢复着重录取黄衣草译的制科考试。二是重实学、斥浮伪。范仲淹认为:国家劝学育材,必求为器用,辅为风教,
58、明经籍之旨,练王霸之术,方为教育的本至。科举考试专以诗赋声律为去留,则是导致文庠不振、师道久缺,文章柔糜、风俗巧伪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科举录额虽广而人才不足的根本原因。因此,他认为,提倡实学、改革科举,不仅是振兴教育根本途径,也是改造社会的首要前提。 范仲淹上述主张,为其后的庆历兴学提供了指导方针,并在舆论上做了必要的准备。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在主持新政大局的同时,积极筹划兴学,当年九月奏上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作为庆历新政的纲领,其中前四项都与科举教育改革有关,可见教育改革在新政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在范仲淹的推动下,宋祁、王拱辰、张方平、欧阳修等八人合奏: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
59、,则不能核名实;科举束于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饰矣。(宋史选举志一)这是一个教育改革的宣言书。其后,朝廷正式下诏兴学,揭开了庆历兴学的序幕。 庆历兴学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诏州县立学,选部属官或布衣宿学之士为教授,并立听讲日限,规定士须在学校习业300日,方许应举。第二,振兴太学,选用拥护新政的著名学者石介、孙复主持太学讲席,采用胡瑗苏湖教法为太学法度,以改进太学教学及规章体制。同时,设立四门学,允许八品至庶人子弟入学,扩大了中小庶族地主子弟入学深造的机会。第三,改革科举考试方法。 庆历新政维持不过一年几个月,便在
60、旧官僚权贵集团的强烈反对下失败,兴学也告夭折。但庆历兴学的成就和影响,仍不容忽视。 首先,庆历兴学诏为地方办学提供了合法的凭据,首开州县广兴学校的先例,普遍激发起州县地方兴学的热潮。据欧阳修吉州学记记载:庆历兴学诏下之日,吏民感悦,奔走,执事者以后为羞。吉州之士赞助私钱150万用以兴学,修筑学府,用人力共计二万一千工次,而人不以为劳;学堂壮伟闳耀,而人不以为侈。兴学为荣,蔚为风气。吉州学记又称:兴学诏下之后,海隅徼塞四方百里之外,莫不皆有学。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岂非盛美之事!此外,尹洙的岳州州学记、范仲淹的建州学记和饶州新建学记、王安石的虔州学记,也分别记载了各地兴学的盛况
61、。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政失败后,州县兴学的成就仍部分保留下来,一些新政人士被贬到地方后,仍热心创办地方学校,使庆历兴学的成果得以保存和扩大。 其次,庆历兴学整顿和改进太学、国子学的教学制度,一批硕学名儒如石介、孙复等人先后主讲太学,结束了国子学、太学徒为游寓取解而无教学之实的状态,开创了北宋中央官学的空前盛况。据北宋学者田况回忆:庆历初,石、孙为直讲,期兴庠序,朝廷又立三百日听书日限,来者日众,未几,遂盈数千,虽祁寒暑雨有不却者。(儒林公议卷上)尤其重要的一点是,石介、孙复既为著名的经学家,又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重要人物,并竭力倡赞经世致用的实学风气,这与庆历兴学的宗旨完全契合。由他们主持中央官学的
62、讲席,对于改变浮靡巧伪的士学风气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并对全国各地学校起到了主导示范的作用。北宋文瑩在湘山野录卷中也称:石守道主盟上庠,酷愤时文之弊,力振古道。时庠序号为全盛之际。道由上庠。时人张方平虽对石介的为人行事颇多微辞,但也承认:至太学之建,直讲石介课诸生,试所业,因其好尚,而遂成风(乐全集贡院请诫励天下举人文章)。程颐的回礼部取问状则盛赞孙复在太学主讲,使春秋之学为之一盛,数十年传为美事。(河南程氏文集卷七)直到北宋末年,人们论及学校教育人材,士风丕变,仍盛称庆历之风。但石介为人刚果偏激,其贬抑西昆,改革士学文风虽然有功,但矫枉过正,太学文体又因此流于险怪为宗,直到嘉佑初,欧阳修知贡举始
63、纠闢其弊。这一点也反映了庆历兴学在纠正士学文风方面失于偏激的缺陷。 再次,庆历兴学期间的改革措施虽未保留下去,但其敢事更张的观念则冲破因循守旧的积习,感召和影响了一代士子,实际上开创了北宋社会和教育领域的一个变革的时代。就连一向被视为守旧的理学家二程,也肯定庆历兴学为教之意非不正,对庆历时的守旧人物丁度强调以词赋取士祖宗以来得人不少的言论,表示切齿之恨,谓之愚瞽之甚(河南程氏文集上仁宗皇帝书)。其后的熙宁兴学,正是继承了庆历兴学的传统,并加以深化和发展。 此外,范仲淹等人提倡经济实学,力图将学校教学、科举取士和经世治国三者统一起来,形成一个以学校为主体、科举考试为手段、社会需求为目的新的教育体
64、制。其目标虽未能达到,但这是科举制度创立以来,所面临的第一次来自教育领域的认真挑战,对于改变学校附庸于科举的状况、强化学校的社会功能起到了历史性推动作用。 不过,庆历兴学的失败,除了各种外部的诸多客观原因,兴学自身的措施并不十分完善合理,也是重要的因素。例如:朝廷虽然下诏州县立学,却并无相应的具体措施,也没有像景佑年间统一提供办学经费,故尔诏令虽在,是否落实则全凭地方官的态度而定,时人张朱在冀州学记中曾做如下评说:朝廷以学校道艺教天下之士,亦已久矣,而其兴废亦系其守长之能否(张右史文集卷五十)。李觏在袁州州学记中也承认:守令的哲愚,是决定教化是否倡和的关键因素。在国家没有明确细致的法度制约下,
65、兴学出现敝徒文具,无命教之实的情况,也是自然的事情。 (二)王安石与熙宁、元丰兴学自范仲淹庆历兴学失败后,北宋的学校教育仍一切如故,兴学更定的条制也全部废止,但要求兴学和针砭时弊的努力始终没有终止。在仁宗皇佑,嘉佑年间(1049-1063),太学有孙复、胡瑗、李觏、梅尧臣这类才识高卓、学问渊博的学者先后担任直讲、说书之职,太学教学很活跃,尚能维持相当规模;地方州县学校也有许多保留下来,并不时有新的州县学校创办,恩荫之滥受到一定限制,布衣之士读书仕进的热情也未消减。 不过,上述局部改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北宋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在神宗继位后不久,朝野上下就围绕着学校和科举如何培养、选拔人材的
66、问题,再次展开争论,并围绕着这一主题,开始了一场内容更为广泛、细致的变法运动。 主持和推进熙宁兴学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王安石。 王安石出身于官宦家庭,少年英杰,恃才傲物,期于大志,自比稷、契。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高第,跻身仕途,此后任职州县官历时十八年。地方任官期间,注重考察、体验民情,吏政之余,着意于教育,并对教育改革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在庆历三年(1043年)所撰的李通叔哀辞中,即论及为学的目的,当切入于道德,本于古,并指斥华浮荡肆之学。此后在鄞县(今浙江宁波)任职和寓居江宁时,又热心创置学校,渐开临川学门,为朝野学士大夫所瞩目。他在鄞县所撰的慈溪县学记和在江宁
67、所撰的虔州学记,都高度评价兴学立教的意义,再次强调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讲明道德和性命原理,学知而不行,便是失去了学习的本旨,将圣人之道和实用实行,看作是学问的归宿。 嘉佑三年(1058年)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是王安石在熙宁兴学之前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在这篇文章中,王安石围绕着人材的教、养、取、任等中心课题,提出了根治北宋教育、科举、吏治弊病的改革方案。 在万言书中,王安石认为:造成宋代社会种种弊端(如财力日困,风俗日坏)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材不足,只有通过改革教育,培养出众多治事利国的人材,择人而取,因势利导,才能变更弊法,带动国家的整体变革。他认为:宋代学校存在下列弊病而不称养士之职:一是学校徒具
68、设置而无称职的教师,学官选择不严,且无真才实学;二是教学内容空疏无用,但讲章句记诵之学,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违背了先王治天下国家而立学之本意,故虽白首穷力于庠序,也无益于国家之用,这种教育非但不能成人之才,而且毁坏人才。他借鉴管仲四民分处的方法,来改变这种教之非道的现状。主张让学生专心学习先王之道,潜研天下国家之用,而摈弃百家诸子异论和课试辞赋杂学。 王安石上述震撼朝野的激烈议论,虽然不能被年老体衰、安于因循的宋仁宗所采用,但却为不久后的熙宁变法兴学做了必要的思想和舆论准备,实际起到了熙宁兴学指导纲领的作用。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大计,次年再次提出兴学复古、
69、改革科举的建议,并得到了大多数朝臣的赞同。但围绕着如何变法的问题,也产生了诸多歧议。殿中丞、直史馆苏轼在熙宁四年(1071年)正月上议学校贡举状,他虽然也承认宋代的科举和教育存在着浮涎不实等弊病,但他认为:国家是否能够得到有用的人才,在于知人责实,解决知人责实的关键,在于朝廷是否有责实之政,君相是否有知人之才。如果国家政体得以改进,具备上述机能,人才的问题就能从根本上获得解决,而不必专系于学校贡举之途;相反,如果国家无责实之政,君相无知人之才,学校贡举也无从得人。因此,他认定选举养才,何必由学! 其次,苏轼认为:在全国范围兴学立教,必然要大幅度地变更法度、扰动时政,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
70、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显然,大规模地更措时政以兴学,会引出纷乱而患苦天下;相反,如果不大幅度变改法度,兴学也只能重蹈庆历兴学的复辙,无从收到实效。与其如此两难,不如因循旧制。 王安石针对苏轼的奏状指出,当时的科举不但不能养成人材,只能败坏人材: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并认为:目前人材乏少,学术不一,异论纷然,是由于道德不能统一的缘故;要统一道德,就必须修学校;要修学校,就必须变贡举。经过辩论,熙宁四年二月,神宗下诏改革学校科举,揭开了熙宁兴学的序幕。熙宁兴学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71、第一,改革太学体制,扩建太学规模,实行三舍法。北宋太学在仁宗庆历年间始置内舍生200人名额,熙宁兴学期间首先将内舍生名额扩至300人,继而增至900人。熙宁四年(1071年)又正式实施三舍法。所谓三舍法,就是太学生员按等差分隶于外舍、内舍、上舍。生员依学业程度,岁时考试艺能,依次升舍。初入学为外舍生,初无限员,后定额为700人;外舍升内舍,内舍生定员200人;内舍升上舍,上舍生定员100人。生员各执一经随讲官受业,月考其业,优等者荐入中书,可免发解、省试,而行及第出身。上舍生可兼任学正、学录之职,其中学行卓异者,可由太学主判、直讲荐于中书,直接命官。 随着三舍法的推行,太学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熙
72、宁四年将锡庆院及朝集院西庑充为太学讲书堂及诸生斋舍。元丰二年又扩充太学为80斋,斋各5楹,每楹30人。外舍生扩大员额为二千人,内舍生300人,上舍生100人。为了保障太学的正常教学及其经费开支,每年拨钱2500缗作为教育经费,又从州县田租、屋课息钱之中提取部分钱款补充学费之不足。 第二,改革人材选拔制度。熙宁兴学期间对人材选拔制度的改革,首先是在科举考试之外,又立舍选一途,其作用在于强化学校的职能,部分取代科举的作用。 第三,颁布三经新义。为了进一步控制学生的思想、统一士论,熙宁六年(1073)设经义局,修诗、书、周礼三经义,由王安石提举,吕惠卿、王雱同修撰,并由王安石亲笔修撰周礼新义。熙宁八
73、年(1075年),三经新义修成,由朝廷正式颁行学宫,成为官方考试、讲经所依据的标准教材。从此,士子参加经学考试,必宗其说,进而有效地改变了经说纷异的局面。 第四,创建和整顿国子监、地方学校及各种专科学校。在熙丰兴学之前,北宋国子监虽有监名而无教养国子之实。熙宁兴学期间,立国子生员额200人,并从太学分取解额40人以下,诏许清要官亲戚入监听读。从此,国子监稍具教养之实。同时加强专科教育,以培养具有一技之长的变法人材。熙宁五年(1072年),恢复设置武学。此后,又屡次改进武举及武学考试管理制度,大体形成了军事人材培养、选用的完整系统。武学之外,又于熙宁六年(1073年)设置律学,元丰四年(1081
74、年)又诏试进士,加律义。此外,还设置了医学提举判局官及教授一员,学生300人,分为方脉科、针科、疡科,培养医学人材。 地方官学的改进,主要采取了以下两项措施:一是设置诸路学官,以加强地方教育,改变州县有学而无教的状况。熙宁四年(1071年)初,在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和方式的同时,诏令京东、陕西、河东、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学官,允许布衣有经术行谊者权教授,并令两制,两省、馆阁、台谏臣僚荐举现任京朝官、选人有学行者,由中书堂除专职教授,也允许州县官兼任本州教授。同年三月,又诏令诸路置学官,并置小学教授。次年规定诸路各置教授一员,并规定:诸路教授须由中书堂除任职。熙宁七年(1074年)又经国子监推荐,任命
75、郓州左司理参军叶涛等23人为诸路教授。值得指出的是:诸路学官的选任,要求被选人必须在思想和学行方面符合变法兴学的标准,学官任免也由中书直接控制,这样便通过任用赞同变法的学官,有效地控制了州县教育和士论。 改进地方官学的第二个主要措施,是为地方学校拨充学田,从而在物质条件上为州县学校的维持提供了保障。熙宁四年,诏令诸州给学田十顷用以赡士。在诸州普设学田,解决了北宋多年来州县学校经费不济的问题,为州县学校的长远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王安石主持的熙丰兴学,推动了北宋教育事业的发展。从此,在中央和地方形成了一个学科、内容、形式相对完整配套的学校网络。其在学校制度方面的创造性变革、在思想内容方面敢事
76、更张的精神、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风范,均被后人树为楷模,对保存和振兴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王安石重视人材和知识的价值,重视教育的社会地位,主张通过振兴教育来带动全社会的变革,也代表了中华文明礼义之邦的优秀文化传统。但是,王安石兴学的措施并非十分完善,或制旧弊而生新弊,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北宋科举和教育所面临的问题。譬如:王安石改革太学的教学、行政管理体制,实施三舍法,并制定一系列条规以保障三舍法的顺利实施;但同时,又不免流于下列弊端:其一,太学法规过于细密,烦苛愈于治狱,条目多于防盗,上下疑贰,以求苛免(宋史刘挚传)。甚至博士、诸生禁止相见,教谕无所施,质问无所从,如此规矩,胜
77、于防贼,确非学校造士之道。其二,太学斋舍管理多有不善之处,斋舍随经分隶,又以易博士兼巡礼斋,诗博士兼巡书斋,所至无非备礼请问,竟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请,以杜贿赂(同上),以此待养诸生,既不能增进学艺,更难养成经世致用之英才。其三,由于太学讲官专授一经,生徒也按专经分斋,随学官习经,故生员著述议论,尽得讲官余绪,例差考试,讲官虽未必循私,但考校所长,多就己见,讲官于去取之际不免编袒,而外方疏远之士偶不相合,遂致黜落,这既不利于兼收博采众家之长,又不利于学术交流。其四,颁定三经新义,将士论统一到变法的轨道之中,固然不错,但以一家私学垄断天下,而尽斥诸家之言,也实有害于学术文化教育事业。科举考试专
78、用王氏经义,士子自一语上,非新义不得用(宋史吕公著传)。应举少异辄不中程,便遭黜落。相反,若士子策论称颂时政、谀词奉应,则往往得中高第。王氏之学,本为深造有得的一家学问,王安石也素来鄙视记诵干禄之学,而此时却也沦为士子窃以干进的尤物。尤其严重的是,为了控制太学、防止异论,竟至屡兴太学疑狱,迫害师生。据刘挚论太学狱奏称:根株证佐,无虑数百千人,无罪之人,例遭箠禁,号呼之声,外皆股栗。(忠肃集卷四)另据宋史蔡确传记载,元丰年间,蔡确治太学生虞蕃讼学官案,连引朝士,自翰林学士许将以下,逮捕械击,狱中寝处,饮食、旋溷,共为一室,设大盆于前,凡羹饭饼截举投其中,以杓混搅,分饲之如犬豕,类似的文化恐怖行为
79、,有些并非王安石新政所欲为,但发生在新政期间,但不能导化士儒心向变法,反而促使大批士子转而敌视新政,这就难以再遂熙、丰兴学的初衷,并为以后的蔡京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埋下祸根。 元丰八年(1085年),随着宋神宗的去世,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尽斥新党人物。次年,司马光等旧党把持朝政,实行元佑更化,新法在数月之间,刬革略尽,兴学的各项措施,也多被废除,熙丰兴学遂告终结。 (三)崇宁兴学与蔡京的文化专制由蔡京主持的崇宁兴学,是北宋第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其规模和范围超过了庆历、熙丰兴学,也是北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兴学运动。 崇宁兴学是对哲宗绍述新政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早在元佑八年(1093年),支持元佑复
80、辟的宣仁太后去世之后,哲宗亲政的当年,就开始绌退元佑诸臣,重新起用熙、丰新政时的大臣章惇、吕惠卿掌管朝政。绍圣元年(1094年)三月,围绕着殿试进士策卷,朝中大臣展开激烈斗争,考官第主元佑者居上,礼部侍郎杨畏复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丰者置前列。自是绍述之论大兴,国是遂变,教育领域也随之开始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动。同年四月废止司马光设置的十科举士法;五月,诏罢诗赋,进士专以经义取士;六月,取消引用王安石字说的禁令,诏令国子监雕印字说,供学子传习,学校弟子之文,靡然从之。此后又重印王雱论语、孟子新义,恢复元丰设置的律学博士,规定科场考试专治一经,并于元符二年(1099年)诏令诸州州学依太学三舍法考选
81、生徒,并许诸州州学岁贡上舍一人,内舍二人,试补太学,进而初步形成中央太学和地方州学相衔接的学校贡举模式。 哲宗绍圣、元符年间的绍述之政,基本恢复了熙丰兴学时的主要措施,为崇宁兴学奠定了基础。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奏请兴学贡士,朝廷随之发布一系列诏令,揭开了崇宁兴学的序幕。 崇宁兴学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诏令州县设学。县学亦置小学。县学生可选考升入州学,州学生每三年贡入太学。太学别立号附试,分为三等,上等补上舍,中等补下等上舍,下等补内舍,余居外舍。诸州军将解额的三分之一拨充贡士。州学经费由州给常平或系省宅拨充,县学由县用地徙及非系省钱拨充。崇宁三
82、年(1140年)又确定县学增养弟子员名额:大县50人,中县40人,小县20人。同时规定州县学生享有下列优惠待遇:州县学生曾经公私试者,复其身,内舍生免户役,上舍生免役。至崇宁四年(1105年)各路州县学校均已普遍设置就绪。此后,朝廷又先后于政和四年(1114年)诏增诸路学校名额,诏令诸路小学仿太学立三舍法;于政和六年(1116年)诏令增广天下学舍。 第二,扩建太学。崇宁元年(1102年)在京城南郊营建太学之外学,赐名辟雍,仿周官外圆内方之制,屋1872楹;太学专处上舍、内舍生,外学专处外舍生。诸路贡士初至,也皆入外学,经考试合格补入上舍,内舍后,方可进处太学。上舍名额200人,内舍600人,外
83、舍3000人。 第三,改革科举制度。崇宁三年(1104年),诏罢科举,规定天下的士悉由学校升贡,停止州郡发解和礼部试,每岁考试上舍生如礼部试法。次年,赐上舍生35人及第,以后每年并试上舍生,赐及第。崇宁五年(1106年)又曾诏于大比之岁取士参用科举,一度实行科举与舍选并行之制。直至宣和三年(1121年)始恢复科学旧制,惟太学仍保留崇宁定制。 第四,恢复、扩建专科学校。崇宁三年(1104年)设置书学、画学、算学、采用太学三舍法考选取士。此后、书、画、算、医、武学置废无常,但大体是置多而废短。 从崇宁元年(1120年)开始的兴学活动前后维持达20年之久,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经过崇宁兴学,北宋的中央和
84、地方官学体系基本建立就绪,规模空前,学校经费也得到了保证,以往两次兴学企望的目标,在崇宁兴学中大体实现。不仅中央太学臻于鼎盛,达到生员3800人的空前规模,地方州县学校也大幅度发展。以福州州学为例,元佑八年(1093年)养士500人,至崇宁三年(1104年)增至1200余人,十一年间扩大2倍有余。建州州学至政和四年(1114年)养士竟达1300多人,其规模和养士人数几乎超过熙宁五年(1072年)以前的中央太学,一州之学如此,诸路及全国学校规模更为可观。据大观二年(1108年)提举京西南路学事路瑗称:京西南路八州三十余县,虽在诸路中最为褊小,学舍仍达3300余区,教养生徒3300余人,赡学田产岁
85、收钱斛63000余贯石。另据大观二年(1108年)正月御制的辟雍记记载:当时天下被教养之惠的生徒共达11万人有余,学舍九万一千余楹,费钱241万余贯,谷55万余石。庠序之盛,多士济济,视古无愧。(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二八)到大观三年(1109年)年终统计,当时全国24路教养大小学生总数达167622人,学舍95298楹,学钱岁收3058872缗,学粮岁收640291斛,各地学田总数达105990顷(葛胜仲:丹阳集乞以学书上御府并藏辟雍札子)。经费之大,学舍之广,实为旷古所未有。所以,南宋学者陈傅良称赞:崇观之际,天下之学盛矣。提学有官赡,学有赋,上之加惠诸生甚隆也。(止斋文集重修瑞安县学记) 但
86、是,在崇宁兴学的同时,蔡京等人把持朝政,循私舞弊,为非作歹,大兴党人狱,迫害异己,实行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并把学校教育和科举贡士看作是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的手段,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文化教育领域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崇宁兴学虽然张开了堂皇的门面,却不能掩盖学术文化遭到扼杀的真相。 以科举为例:自从蔡京及其死党把握取士大权之后,虽名为倡赞绍述之论,但实际上只允许士子迎合蔡京等人的意旨,稍有异论便遭贬绌,完全没有客观公正的标准。绍圣四年(1097年)礼部试进士程文中,凡言及熙、丰政事者,便诬为诋毁先朝,一概斥逐,而迎合当朝权贵意旨,在进士程文中狂言诛杀一切元佑大臣、禁锢元佑子弟的一位
87、狂生方天若,竟被无端擢为进士第二名,科举考试已成设此网罟以为中伤罗织之术。崇宁二年(1103年)竟荒唐地规定:凡在元符应诏上书言事不合蔡京意旨者列入邪等,反之为正等,礼部试进士中凡列入正等者升甲科,列入邪等者概遭贬黜。崇宁四年(1105年)又将应诏编管进士放归乡里,严加制约,稍有谤讪,其保任同罪。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品不端的官吏竟倚靠诬告学生而投机取荣,升官发财。崇宁三年(1104年)成都府路转运副使李孝广便因揭露学生费等三人答卷有祗讪元丰政事之言而官迁一级,费等三人则遭编管广南,永不得入学之祸。荆湖南路转运判官元书,也以诬告澧州醴陵县学生季邦彦试卷言涉谤讪,来邀功请赏,县学长谕也一并遭受牵连
88、。在蔡京之流当政时,一些人品低劣、善于阿谀奉承的文人士子多通过为蔡京等人进献歌功颂德的赞词,而中高第或骤得显职。政和初,一位来自江汉的士子朝宗,向蔡京献词,吹捧蔡京是圣朝房魏,竭尽歌功颂德之华丽辞藻,一时两学盛讴,播诸海内(铁围山丛谈卷一),遂被蔡京特封为大晟府制撰使,专门从事遇祥瑞时作为歌曲的工作。蔡京同党太监梁师成,身为阉珰,竟也混籍进士,把持翰墨和科举取士大权,招引天下名士,顺者吸引,逆者排斥,号称恩府先生,富商豪族子弟及第,各献七八千缗,以示献恩。所以宋史选举志一称:崇宁大观之后,达官贵胄既多得赐,以上书献颂而得第者又不胜纪矣。 蔡京大兴党人狱的同时,对学校教育实行严密的控制。崇宁二年
89、(1103年),追毁程颐出身以来文字,尽逐其学徒;据太学讼斋法,惩处元符末上书进士,逐出太学三舍;诏毁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范祖禹、秦观等人文集著述,严禁生徒习读。同时,严禁天下聚徒教学者,言及元佑学术政事。此后又屡诏限制学校教育内容,并规定:凡上书邪等及入党人籍者,并不许试补学官。当时的学者崔鶠曾上疏指责蔡京:以学校之法驭士人,如军法之驭卒伍;一有异论,累及学官。若苏轼、黄庭坚之文,范镇、沈括之杂说,悉以严刑重赏,禁其收藏,其苛锢多士,亦已密矣。(宋史崔鶠传)采用这种毁灭文化、禁锢学术的文化专制政策,必然不可能起到真正兴学安邦的作用,因而也必然出现绍述造士而人材衰的恶果。但蔡京死党
90、谏议大夫冯獬竟认为:士无异论,便是太学之盛的标志,这也确实反映了崇宁兴学的宗旨,并不在于昌明学术,繁荣文化以利于安邦兴国,对其做过高的估价是不恰当的。 此外,就崇宁兴学本身的一些措施来看,也有许多弊端有待改进。例如:太学辟雍外学过于庞杂而缺少适当的管理措施,因而难免出现混乱无实的情形;州县学校也因同样原因,普遍出现管理混乱,以至废法容奸,学生在学欧斗争讼,佐令不加训,州学不切举察。太学、州县学悉行三舍法,当官子弟多免试入学,积岁月累试,方得中格;而一般贫寒子弟自然无足够财力维持相当时间的学业,难免被挤出学校。实行学校贡士,可以提高学校的地位,但学校名额毕竟很少,这样就使大批校外的读书士子失去了
91、仕进机会,降低了读书的积极性,大大不利于官学之外其他教育形式的普及和发展。所以,时人论及崇宁兴学之弊,谓其利贵不利贱,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贫。(文献通考选举考四)而且,崇宁兴学经费数额巨大,钱粮取之地方州县,是人民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了聚集学粮,往往竭州郡之力,仅能枝梧。(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这些弊病无疑也是朝廷最终取消崇宁兴学各项措施的重要原因。 (四)官学制度的定型两宋官学体制以北宋最为齐备。北宋官学体制则是在历次兴学的过程中逐步定型的。北宋学制在100多年间,屡有变更、兴废无常;在学校教育的内容、学校设置、教师、学生及学习年限诸方面,前后损益不同,素无一贯定制。但大体而论,北宋官学体制的主
92、要框架仍呈相对稳定的状态。 北宋官学因袭唐制而有所损益,大体包括以下几种类型:其一,国子监直属的学校:有太学、辟雍、广文馆、武学、律学、小学等;其二,朝廷直属的宗室学校,有宗室内学、诸王宫大小学;其三,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直属的专业学校,有医学、算学、书学、画学等;其四,地方政府直属的府、州、县学,及州县小学;其五,附设于州县学内的道学。 官学的行政体制包括中央与地方两大系统。中央最高教育行政机构为礼部,其次为国子监。礼部职掌范围很广,但学校与贡举的政令是其主要职掌内容之一。全国贡举和学校试补三舍生的事宜,均由礼部总管。国子监具有教学、研究与管理的双重职能。作为全国最高学府,专收京朝七品以上官员子
93、弟为生,但这类贵族子弟多以应荫铨选入仕,不过空挂学籍,游寓取解。作为全国主要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主要管理太学、武学、律学、小学的日常行政业务,包括经理钱谷财务、文书档案等工作。国子监内有判监事、直讲、丞、主簿等设官分职。元丰官制改革后,又改置祭酒、司业,直讲改称太学博士。 宋代地方教育行政体制,是一种多层次、多职能、官僚化的管理类型。 崇宁二年(1103年)始置、罢于宣和三年(1121年)的提举学事司,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据宋史职官志七记载:提举学事司的职能主要是对州县学校进行视导,考察监督师生的教学情况。实际上是一种教育监督性部门,而不实际掌管州县学校的财政、人事任免及考试取士
94、的权力。地方教育的实权主要掌握在地方行政长官手中,并且因人而异,也无定制。此外,州学教授也在讲学之外,兼管考课及学规的制定和监督执行。官学的经费。在宋代以前,学校教育均无固定的经费来源,因而学校教育也不可能得到稳定的、普及性的发展。北宋在历次兴学的过程中,逐步确定了稳定的教育经费制度。其类型有以下几种:其一,助学钱:由朝廷或地方政府直接拨给学校,资助的形式有钱、粮两种,按人头分配。如:熙宁兴学时,为太学生提供食粮;北宋末年余杭府学生员每人一月从官府领米二升、钱24文,居家修学者也可领米二升、钱20文。其二,学田:北宋由朝廷赐拨州府学田始于仁宗乾兴元年(1022年),景祐年间又先后向数十个州府赐
95、拨学田,以充经费。至熙宁四年(1071年)遍给诸州学田十顷,从此确立了宋代教育经费的基本形式。崇宁兴学期间,为了进一步充实教育经费,又从常平及系省田宅的收入中拨充教育经费,作为学田之外的补充性经费来源。除了朝廷统一规定的学田数额之外,各州府县学也可自筹经费,自筹的形式有个人集资义捐,官员自出俸钱、拨充州县闲置官田、占用寺观庙院宅产等等。例如:王曾在明道年间建青州州学,得朝廷赐学田30顷外,又另建房舍、括置隙地,每年增收学钱31万缗。元祐二年(1087年)京兆府学为修建存放故唐开成石经的厅堂筹集经费,知府刘希道没收兴平僧产500千缗充为费用。滕元发熙宁初和元佑初知郓州(今山东荷泽地区东北),两度
96、崇兴州学,苦于州学学田硗薄不能养士,遂将一向被官僚大豪强占的美田,拨归学田25顷,岁收赋钱较旧田增加三倍,以致学费充裕,并有盈余赈济灾民。崇宁兴学期间,赵茂曾知京兆府武功县,为了响应朝廷兴学养士的诏令,新建县学,报请州府批准,拆木于淫祠,经费于仆台,并由转运司调拨官钱54万,资给用费。类似拨官钱、括闲地、收庙产以充学费的事例在北宋三次兴学期间出现很多,数量也颇为可观,实际已成为宋代教育经费的一种重要的形式。 宋代各类官学的设置及其教学的实施情况大体如下:其一,国子学与太学。宋代国子学(或称国子监)是专收七品以上官僚子弟的学校,虽有生员定额,而素无教学之实,实际履行管理教育的行政职责。国子学旧设
97、判监事二人,分掌东西两京国子监职事,太学创置后,也为太学最高行政长官,元丰改官制后,重置祭酒。祭酒多为著名的学者,也兼太学和经筵教学之职。国子学教学之职主要为直讲,但直讲称职于监,而教学于太学。庆历四年(1044年)后,石介、孙复、胡瑗等学者虽任国子监直讲,但教学活动完全在太学进行。元丰改官制后,直讲改称太学博士,教学职称也完全转入太学。按宋史职官志五的记载,太学博士的职责是:主持分经教学,考校学生程文,并以德行道艺训导学生。博士之下分设学正、学录、学谕、直学等职,协助祭酒、博士管理太学的行政事务、课程辅导及监督执行学规。 国子学与太学教师的待遇,按照宋代官品俸禄情况的比较,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98、最高的祭酒从四品,月俸45千,职钱35千。品位最低的太学正、录为正九品,在行职钱18千,按当时的物价约可折合小麦36石。五经博士月俸20千,约可折合40石小麦,日俸666文。而一个普通的佣工,每日佣值仅为60文。将学官的月俸与职钱加起来,收入总数仍颇可观。可见当时教师的经济待遇还是比较优厚的。 宋代太学自庆历四年创始以来,一直是中央官学实际的最高学府。太学专收八品以下及庶人的俊秀子弟入学。教学内容大体以儒经为主,兼习诗赋及策论。熙宁兴学之前,朝廷虽未明确规定太学的经学教材,但官定的九经义疏为较权威的经学读本;熙宁兴学至北宋末年,大多数时间都以王安石父子的三经新义及字说为主要经学课本。但大体而论
99、,无论采用何种教材,太学的教学内容均随科举考试或太学舍试内容而定。取士重经义、策论,则士子趋心于经义、策论;取士重诗赋,则太学士子习诗赋。熙宁兴学期间一度设明法科、任子出官也试律令,并诏进士及第者兼试律合,则太学也随之兼学律令。 其二,各类专科学校。宋代专科学校以北宋最为齐备。专科学校用以培养各类专门人材,其分类大体如下:一是隶属于国子监的武学、律学。武学始置于庆历二年(1042年),其后兴废无常,至崇宁兴学期间又在诸州设置,宣和二年(1120年)诏罢,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年)复置,主要培养军事人材,学习内容大体为历代兵书、弓马、武艺,并学习操练阵法,编纂军事书籍。律学始创于熙宁六年(10
100、73年),学习断案和有关律令的知识。 二是附于政府专职部门的学校,有书、画、算、医诸学。医学始置较早,熙宁兴学期间隶于提举判局,后屡有兴废,隶属关系多变,宋徽宗时改隶太医局。学习内容大体依分科而定。方脉科习素问、难经、脉经等大经及巢氏病源、龙树论、千金翼等小经;针灸、疡科除去脉经,增习三部针灸经。算学始创于崇宁二年(1103年),大体归太史局管辖,在职官及庶人均可选入习业。学习内容主要是九章、周髀、海岛、孙子、五曹及张丘建、夏侯阳算法,并习历算三式和天文方面的知识。书学、画学均与算学同年创置,分隶翰林院书艺局及画图局,培养相关专业的人材。 此外,宋徽宗在位时,滥崇道教方术,于政和四年(1114
101、年)诏诸路选送宫观道士赴京居道隶院讲习科修习道经,并诏诸路郡州县学内别置斋舍收授道徒,兴起道学。重和元年(1118年),又立道学升考名目,道学选入,增立士名,并置道学博士,至宣和二年(1120年)废罢。 其三,王宫宗室学校。宋代王宫宗室学校主要有诸王宫大小学,合称宗学。宋代宗室教育开始较早。早在太宗至道元年(995年)就曾为皇侄置师傅,名为教授。真宗咸平年间,诏由诸王府官分兼南北宅教授。教授宗室子弟。元丰六年(1183年)筹建宗学后,屡有废置,至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重建。诸王宫大小学为宗学的主要形式,宗学博士也即旧王宫大小学教授。宗学主要招收皇室子孙和诸王子孙,入学年龄在814岁之间。
102、宗子在学初无定额,绍兴十四年后重建宗学时,始定生员名额:大学生50人,小学生40人。宗子属于皇亲国戚,在考课、入仕、推恩诸方面均享有一般国子、士子无缘涉及的特权。熙宁十年(1077年),立宗子试法,规定宗子可直接参加国子监考试,试卷由礼部单独审阅,解额限于50人,但十取其五,高出一般士子几十倍或上百倍。宗子升上舍便可不经试直接命官,年及四十累举不中者,也可疏名录用。其后宗学条例虽屡经改动,但宗子的入解名额仍远远高出一般士子。不过,宗子的待遇,也随亲疏血缘关系而不同,按照宗子试法,凡五服之外已受命的宗子,须附锁厅试,解额虽高,仍有一定难度。 其四,州县地方官学。宋代州县官学兴起于仁宗景佑年间,其
103、后经历次兴学,形成了遍布全国各地的学校网络,其规模之广、数量之多,远远超过汉唐诸朝。州县学校的教学内容大体与太学相同,内容的取舍及侧重概随科举或太学舍试的内容而定。州县学校的生员初无定制,崇宁兴学时始定养士名额。此后因地制宜,学生的来源、就学年限,并无常制。州县学校的学官,宋初有讲书、说书、教授、讲授诸称,至庆历四年(1044年)统称为教授。教授之职:以经术行义,训导诸生,主持课试,监督执行学规,同时兼领祭祀先圣先师的典礼、主持管理孔庙及图书、礼器和学校财务。除教授之外,州学依次还设有讲书、学正、学录、堂长、学谕、典客、学计、直学、经谕和教谕等教学及教学辅助人员和杂务职事。宋初地方学官多请名儒
104、担任,聘自民间,并由地方官辟差。仁宗庆历兴学时,规定由在任官员兼任,地方官员无适当的人选,方取民间宿学有道业者充任。熙宁四年(1071年)开始在部分地区实行中书堂除教授制,仍允许少数民间有经术行谊者权教授、或称差补教授。熙宁六年(1073年)将中书堂除教授制扩大到全国范围。此后,对州学教授的资格要求更加严苛,元丰六年(1083年)放罢所有补差教授。此后虽有变通,但最终在哲宗亲政后确定了中外学官非制科、进士、上舍生入官者并罢的条制。(宋史职官志五)此外,选拔学官还要进行严格的考试,学官考试以神宗熙宁、元丰间最为严密,有关法度也屡经调整。由于教师要求严格,至元丰元年(1078年),北宋州府学官也不
105、过53人,但由于保证了教师的质量,教师人数虽少,一些名藩大府的州学仍能保持较高的教学质量。 宋代学校的考试制度,以太学升舍试法实行最为普遍,影响也最大。由于宋代一度废除解试、省试,取士悉由学校升贡,所以,学校内部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部分取代科举考试的意义,太学升舍试尤为如此。 太学在庆历年间设立之初,即设有公试和私试。熙宁兴学时实行升舍制,于元丰二年(1079年)颁布学令规定舍试条制如下:其一,月一私试,岁一公试,补内舍生;其二,间岁一舍试,补上舍生,封弥、謄录如贡举法;其三,上舍试,学官不得参预考校;其四,公试,外舍生入第一、二等,升内舍;其五,舍试,内舍生入优、平二等,升上舍。凡升舍
106、皆参考平时行艺。所谓行艺,行指率教不戾规矩,艺指治经程文,由斋长、学谕每登记注册。凡内舍、行艺与所试之业俱优,为上舍上等,取旨授官;一优一平,以俟殿试;俱平与一优一否为下等,直接参加省试。上等上舍可免殿试而直接授官,中等可免省试,下等可免解试。绍圣初,重申元丰学令,并规定太学上等注官者,岁不过2人;中等者,岁不过5人;下等者,岁不过20人。 崇宁兴学时,又立八行科,凡备八行者,可随时贡入太学,免试补为上舍,经考察不诎,便可申省释褐,优命之官。八行科实施后,三舍皆不试而补,往往设为形迹,术与名格相应,不学无术之徒,冒滥充数,弄虚作假之弊极为严重,故实行不久,便遭废止。 宋代其他类型的学校考试制度
107、,大体参照太学,唯内容不同。如律学用断案考试学生,习律令考试合格,乃得给食。元丰六年(1083年)规定:命官在学,始公试律义、断案俱优,准吏部试法授官。同时,允许太学生兼习律义,参加公、私试,入等授职。这种考试方式,将学生的实际业务能力与学习成绩结合起来,综合评定等级,并把学习成绩与膳食待遇结合起来,有利于激发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宋代地方学校考试,初无定制。元符二年(1099年)开始全部仿照太学之舍法,考试升补也悉如太学。至宣和三年(1121年),又全部废止州县学三舍法,考试制度也大体恢复旧制。 宋代学制的另一项重要的构成部分是学规。学规是在历次兴学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完备的。宋代中央官学和地
108、方学校均设有形式、内容各异的学规条制。学规不仅规定学生的行为及课堂、居宿守则,而且规定学校教学内容、教学任务、考试、奖罚方法,实际起到了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以及指导办学的法规等多重作用。宋代中央官学的学规多由朝廷统一制定,一些具体的条规也由学官制定。州县学规则由地方长官会同学官共同制定。以北宋至和元年(1054年)的京兆府小学规为例,就是由多名府学教授、提举府学官及知军府事文彦博联名署刻的。其内容包括:生徒入学,先见教授,交出家长履历及保证书,然后注册;诸生中选若干学长,代师授业并检查学生过失;教授每日授课的内容、考试方式及作业;课分学生三等,按学业程度制定学习进度;对学生违纪现象的罚惩条例;生
109、徒假日的规定,等等。 由此学规可以窥见:宋代州县学校的学规已经非常完备,学校内部已经形成了稳定而大体合理的教学规程和管理制度。其中,学生按学业程度分课,学生代师传授艺业等内容,与近代班级授课制和导生制十分相似,说明宋代学校教育教学艺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四、南宋教育的变化南宋教育的设置大体因循北宋旧制,而略有损益,其中引人注目的变化,一是理学在与王氏新学的争逐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二是太学体制内部出现大幅度的调整,三是为皇室贵族专设的宗学有所加强,四是地方教育的持续发展。 (一)学校领域里的理学化进程理学自北宋仁宗朝后期兴起后,迭经熙、丰新政和崇、观伪学之禁而遭朝廷排抑。元佑更化时期,一度期于功
110、用,程颐并被尊为帝王之师,但不久绍述之论复起,理学失去官方讲席。至北宋末的靖康元年(1126年),程门弟子杨时出任国子祭酒,力诋王氏新学为邪说,矫枉太过,遂遭习用王学的太学诸生群起而诋詈,程氏学派再次失去官学讲席。 南宋建炎以降,理学南渡;东南学者推崇杨时为程氏正宗,力诋王氏经学,排斥靖康和议,倡赞元佑学术,理学再次崛起。绍兴元年(1131年),宋高宗诏赠程颐直龙图阁,其制词称程颐之学,潜心大业,高明自得,上接孔孟道德;要求世之学者,从而求之,从而听之。这样,正式为二程学说平反,确认了二程学说在教育领域的合法地位,科举程文,也稍用颐说。再加宰相赵鼎的极力倡赞,一时程氏之学风靡天下。学者师伊川之
111、文,行伊川之行,就被认为是贤大夫,反之则否。 绍兴六年(1136年),谏官陈公辅上疏请禁程氏之学,诏令:士大夫之学,一以孔、孟为师,而不必专主程氏一家之学。随后,秦桧入相,指斥颐学为专门,侍御史汪勃请戒仪司,凡专门曲说,必加黜落;御史中丞曹筠也请科举考试凡用程氏之说者,并加淘汰。从此,程氏学说被完全排挤出官学和科举之外,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死后,朝廷诏令科举取士,自今毋拘一家之说,务求至当之论。道学之禁稍解、程氏之学又逐步占据了官学和科举的主导地位。 此后三十余年间,程学与王学之争从未中断,朝野士大夫对道学之真伪、是非、公论不一,但正如大理司直邵裒然所言: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
112、之权,尽归其党。说明绍兴以后的孝宗年间,在官学与科场的王、程之争中,程氏之学占据上风,道学家已控制了取士大权。庆元二年(1196年)杭州推官柴中行声称:自幼习易,读程氏易传以取科第,也说明程氏学说已取代了王氏新学,成为官学的正宗。但这种正宗地位并不巩固,即使在理学较为得势的时期,朝中又先后有宰相周必大、留正、赵汝愚等扶持,朝野对道学的非难之辞仍然很多,而道学家自称独承孔孟道统、接续圣学之传,也引起一部分士大夫的反感,就连孝宗皇帝,也对朱熹之类的所谓正心、诚意之论感到厌烦。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侍御史谢廓然请求科举考试勿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秘书郎赵彦中则指斥科举之文祖性理之说,别为洛学
113、,是称怪惊愚,并且是导致士风日弊,人才日偷的根本原因。五年后,在宰相王淮的怂勇下,部分朝臣再次发难,指责道学欺世盗名,狂妄自大,窃圣学之名以济伪,上疏朝廷请禁道学。以后,程氏之学虽被士儒习读,而道学之名已为罪愆之辞。至庆元二年(1196年)韩侂胄当政,端明殿学士叶翥知贡举,上疏称: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当年科举取士,凡涉及义理之文者,悉皆黜落,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也成为世之大禁。朝廷并明令申严道学之禁。解试、省试所取家状,必书不是伪学字样,朱熹及其信徒也被逐出朝廷和官学讲席,或被编入党籍。官学之中,理学几近绝迹。 宁宗开禧末年,随着韩侂胄失势遭戮,史弥远
114、当政,理学再度崛起。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理学名家李道传、真德秀出任太学博士,重掌中央官学讲席。朝廷也于当年诏赐朱熹谥号,以褒崇名节,明示好尚。嘉定四年(1211年)李道传上奏,称程朱之学使孔孟之道复明于世,凡学者修已接物,事君临民之道,本末精粗,殆无余蕴,因此疏请朝廷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正式颁布太学,以教育天下人才,为国家所用。并请废王安石从祀,在孔庙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定祀,上以彰圣朝崇儒正学之意,下以示学者所宗。次年,正式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立为学官。嘉定九年(1216年)魏了翁再次上疏为周、张、二程请谥,并声称濂、洛、关、闽诸子嗣往圣,开来哲,发大理,正人心,使孔孟绝学盛于本
115、朝而超出乎百代。嘉定十三年(1220年),朝廷正式追谥周、张、二程为元、明、纯、正。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又诏赠朱熹为信国公。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视察太学,制道统十三赞,御书朱熹白鹿洞学规,赐国子监,宣示诸生,并颂诏高度评价周、张、二程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评价朱熹精思明辨,折衷融会,使大学、论、孟、中庸之旨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因令学官列之于从祀,不久又正式废黜王安石从祀,封周、张、二程为伯。从此,基本完成了宋代官学理学化的进程,结束了教育领域中程、王之学的长期争端。 (二)中央官学的变化与调整南宋中央官学的基本设置,并没有超越北宋官学体制的框架,其中所
116、进行的调整也未导致南宋中央官学总体格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而两宋中央官学的体制仍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主要体现为一种形式的对应,而不是一种全面地继承和守成的实质性关系。不过,在南宋150多年的历史中,中央官学范围内仍然先后发生过一些具有政策导向意义、足以显示南宋教育特征的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官学的设置、考试制度和内容、教育指导方针的厘定等各个方面,有些内容对南宋教育的发展具有全局性的影响。 南宋中央官学的变化主要发生在太学内部。南宋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后,兵事稍息,即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在临安府钱塘县西岳飞旧宅设置国子监太学。太学设置仍仿北宋三舍法,生员名额700人,以后又屡
117、增养士名额,至绍兴十六年(1146年),外舍生已达1000人,内舍生100人,上舍生30人,总数1130人,其规模虽远不及元丰、崇观期间,但已超过熙宁四年兴学之初及兴学之前的北宋太学规模。 南宋历朝皇帝都十分重视太学教育,为勉励和褒奖太学师生所采取的措施,也略异于北宋诸朝。这些措施大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更加重视视学释奠礼仪。北宋历朝皇帝皆有幸学举动,以示尊师重道,倡明教化。但作为帝王幸学仪式中最为古老隆重的典礼-视学,迟至哲宗朝才举行过一次,徽宗朝一次,总共只有两次。南宋除年祚短促的光宗和几位末代短命的小皇帝之外,历朝皇帝都举行过隆重的视学典礼,以显示帝王对国子监太学的高度重视和国泰民安、
118、文运隆盛的大治局面。视学期间,天子亲率文武百官会同太学师生,至国学大成殿释奠先圣先师,诏赞儒学,盛称兴学养士之德,并照例举行由国子祭酒或司业执经讲学的象征性仪式。讲经的内容,宋哲宗视学时讲的是尚书无逸;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高宗视学,讲易泰;而在南宋孝宗、宁宗、理宗、度宗诸朝视学,讲的则是大学、中庸。这一方面说明了程朱理学逐步占据南宋官学主导地位的进程,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太学所举行的隆重的视学讲经仪式,对全国教育具有政策导向的作用。南宋诸朝皇帝幸学释奠,照例都施恩典于太学师生,因而受到太学师生的欢迎。同时,天子视学,礼仪隆重,不仅对太学意义重大,对于全国教育也会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周密武
119、林旧事卷八曾详细记录了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宋度宗视学的完整过程:先期三日,仪鸾司及内侍省官,至国子监相视,八厢亦至学中搜检。次日,诸斋生员,尽行搬出学外安泊,各斋门并用黄封,学官予拟御课题(咸淳丁卯,出辟雍扬缉熙赋),用黄罗装背大册,面佥云:太学某斋生臣姓某供。以大黄罗袱护之,置于各斋之前,以备驾至点索。崇化堂后,即圣驾歇泊之所,皆设御屏黄罗帏,设供御物等。凡敕入宫门号,止于国子监外门;敕入殿门号,止于国子监内门;敕入禁卫号,止于崇化堂天井,谓之隔门。除司业、祭酒外,其余学官、前廓、长谕,并带黄号,于隔门外席地坐,赐酒食三品,以俟迎驾。驾至纯礼坊,随驾乐部参军色念致语,杂剧色念口号,起引
120、子,导驾至大成殿棂星门。礼部太常寺官、国子监三学官,及三学前廓、长谕,率诸生迎驾起居。上乘辇入门,至大成殿门降辇,有旨免鸣鞭,以昭至敬。閤门太常礼直官前导入御幄。太常卿跪奏称:太常卿臣某言:请皇帝行酌献之礼。上出御幄升殿,诣文宣王位前,三上香,跪受爵,三祭酒奠爵,两拜,在位皆两拜,降阶,归幄。太常卿奏礼毕,陪位官并退。上乘辇鸣鞭入崇化堂,降辇,入幄更衣(上所至皆设御幄)。礼官、国子监官、三学官、三学生并于堂下分东西立。次引执经官、讲书官于堂下东壁面西立。宰臣、执政已下北向立,閤门奏班齐,上服帽,红上盖,玉束带,丝鞋,出崇化堂坐。宰臣已下,宣名奏圣躬万福。御药传旨,宣升堂,各两拜、赞赐坐,分东西
121、阶升堂,席后立。次引执经官、讲书官奏万福(官该宣名者即宣名),两拜。次引国子监三学官并三学生奏万福,两拜,分引升两廊席后立。内宫进书案听宣,以经授执经官,进于案上讲筵内,承受对展经册入。内官进牙界方,舍人赞赐坐,宰相已下及两廊学官、生员应诺讫,各就坐听讲。讲书官进读经义,执经官执牙篦执读,入内官收撤经书,再以讲义授讲官,讲书官指讲讫,入内官撤书,堂上两廊宫并起分行,宰臣已下降阶,讲书官当御前躬身致词,北向立,两拜。御药降阶宣答云:有制,谒款将圣,肃尊视学之仪,讲绎中庸,爰命敷经之彦,茂名彝训,允当朕心。再两拜。御药传旨宣坐,赐茶讫,舍人赞,躬身不拜,各就坐,分引升堂,席后立,两拜,各就坐。翰林
122、司供御茶讫,宰臣已下并两廊官赞吃茶讫,宰臣已下降阶,北向立。御药传旨不拜,引两廊官北向,各再拜讫,出。皇帝起易服,幞头上盖,玉带丝鞋,乘辇鸣鞭出学,百官诸生迎驾如前。随驾乐部参军色迎驾念致诏,杂剧色念口号曲子,起寿同天引子,导驾还宫。在学前廊,并该恩出官诸出,各有免解恩例,余并推恩有差。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天子视学虽为太学盛典,并有助于彰明朝廷重视教育的意图,但同时也是一种劳民伤财、兴师动众的侈糜举动。特别是在咸淳年间,内有权臣贾似道的专横擅权,外有蒙古强虏寇边,国家处于内忧外患、日暮途穷之中,而度宗却热衷于虚文缛礼,于国于民,并无实惠。 第二,由皇帝亲笔撰抄儒家经典,赐刻太学,并以此规定全
123、国教育发展的方向。宋高宗绍兴十三年至绍兴十六年(1143年1146年)亲笔御书六经及论语孟子,赐太学,颂诸州学,并刻石立于太学首善阁及三礼堂廊庑。淳熙四年(1177年),宋孝宗正式赐名光尧石经。光尧石经的颂刻,目的是为了结束教育领域中程、王之争所引发的对经学内容理解的诸多纷异,确定经学教育直师孔孟的宗旨,并为之提供范本。由帝王御抄石经,不仅北宋未见先例,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无疑也构成了南宋教育的一大特色。 第三,对太学诸生的覃恩增加。中国历朝恩例,未有如宋代之滥;而太学推恩之广,尤以南宋为最。北宋太学推恩法度,肇于元丰二年(1079年)学令,大体不过是上舍上等岁有2人免殿试注
124、官,二等每岁5人免省试,三等每岁20人免解试。这类推恩其实是一种科举之外另辟的舍选途径,考试的难度并不亚于科举。至宋孝宗时,始创太学遇覃恩免解的法度,允许在朝清要官的牒期亲子弟作待补国子生,别号考校为牒试;太学生遇有期服亲任清要官,可更为国子生。宋度宗咸淳二年(1266年)幸太学,谒先圣,推恩三学:前廊与免省试,内舍、上舍及已免省试者升甲,起居学生泛免一次。咸淳七年(1271年),以寿和圣福皇太后两上尊号,再次推恩三学,在斋生员并免解一次。南宋太学恩例的扩大,是朝廷重视教育,安抚人心的重要措施。但南宋太学恩惠流于过滥,嘉定十四年(1221年),淮东制置司献上一个北宋玉玺,朝廷也下令太学、武学通
125、籍免解。理宗朝竟是既无庆典也滥行泛免,淳佑六年(1246年)因太学生员指责权相史嵩之的为人行事,宋理宗令史嵩之致仕,也让太学生员免解一次。这种滥行罢免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使太学教学与考试制度失去实际价值,并且严重败坏了士学风气,致使太学诡冒成风,遂成奸弊之薮;祈恩趋利,尤开侥幸之门(雪坡集癸丑廷对策)。太学风气既坏,教学质量自然严重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南宋太学诸生覃恩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不主要是为了刺激士儒读书进取的积极性。在权臣贾似道主政期间,为了笼络士心,擅行奸政,优学舍以邀誉,恩威并举,结果只是淆乱朝政,祸国殃民。对此,时人作诗讽刺:鼙鼓惊天动地来,九州赤子
126、哭哀哀,庙堂不问平戎策,多把金钱媚秀才(齐东野语卷一七)。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谈及此事时称:似道误国之罪,不可悉数,专功而怙势,忌才而好名,假崇尚道学,旌别高科之名,而专用一等委靡迂缓不才之徒。高者谈理学,卑者矜时文,略不知兵、财、政、刑为何物,垢面敝衣,冬烘昏愦,以致糜烂渐尽而不可救药,此皆不学而任术,独远而讳言之罪也。显然,对于太学诸生的恩惠滥赏,无论是皇帝,还是宰相,都是出于某种政治动机,而不是真心实意办教育。 南宋太学体制的另一个变化,表现在太学生员及其考试制度方面。宋孝宗淳熙年间,为了扩大太学生员的来源,并为诸路州军解试落选士子提供再次入学深造的机会,规定从诸路州军解试落选的士子中按百分
127、之六的比例,取入太学参加补试,称为待补生。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将待补名额降为百分之三,理宗又复为百分之六。实行待补生制度,扩大了士子读书仕进的机会,但充奸冒伪之弊尤重,请托贿求之风复盛,两学补试,学官多因亲故私交而徇私舞弊,故时人多有嘲谑之辞。 南宋太学的考试内容,由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确定了两科取士制度,北宋科举考试中经义与诗赋的长期争论告一段落,太学及州郡学校士子或习经义,或学诗赋,始有定向。 宗学教育的强化,是南宋中央官学的另一显著特点。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年)正式在临安创建宗学,确定了宗学大小学生员的名额和宗学教师的编制及宗学生应举考试的办法。宋代宗学教育从此形成定
128、制。孝宗、宁宗、理宗、度宗诸朝又先后对宗学教育的内容和考试方法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宗学教育条制更趋于细密。宗学教育的加强,有助于改变宋代宗室子弟不学无术、专恃恩荫入仕而使官场更为冗滥的现象。 (三)地方学校的进一步加强南宋地方学校既有北宋历次兴学的基础,又有相对稳定的偏安局面,再加以朝廷的重视和科举入仕机会的扩大,出现了持续发展和趋于稳定的势头。 南宋地方学校的办学条件,较北宋有较大的改善,朝廷也重视地方学校的教育经费问题。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朝廷诏令户部拨寺院绝产充为赡学费用。部分州县官员也积极扩建学舍,增补学用。据南宋学者叶适说:今州县有学,宫室禀饩,无所不备,置宫立师,其过于汉、唐
129、远甚!(水心别集学校)但州县办学条件虽好,却无明确的办学条制加以约束和监督,因而出现了无所考察,徒以聚食,士之俊秀者不愿于学的普遍现象。另一方面,南宋科举名额按人口比例较北宋录取人数更多,而且历榜进士人数大体稳定,并有太学得补一途再供选择,士子入仕之途较宽,州县学校自然兴旺。但南宋科举弊病较北宋更为严重,许多弊端的发生及其后果,大大不利于一般寒士和边远地区的应举士子,因而导致边远地区州县教育的衰落。诸如科举策问,多取本朝故事,藏匿本末发题,朝廷又禁止民间私藏国史、实录等书,唯公卿子弟因父兄之便得以窃窥,寒士无由悉知,自然多被黜落。类似的事例很多。但尽管如此,南宋地方官学仍较北宋熙、丰、崇、观兴
130、学期间之外的诸朝设置普遍,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格局。 南宋地方学校体制的加强,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州学学官、生员人数增加。北宋州学教授大体为只设一员,少数生员较多的州学设置两员,崇宁元年(1102年)州学普行三舍法,方规定学生300人以上,置教官二员(宋会要辑稿崇儒二之一五)。大观元年(1107年)规定学生太多的州学(如吉州、建州州学,人数均达千人左右)可添差教授二员,共三员,但学校最盛时,全国300余州,州学教授总数也为500人,不及每州州学平均2人(文献通考学校考七)。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恢复各地州学后,即诏令诸州军学均设教官。景定三年(1262年)九月,诏诸路州郡增差教官,
131、设经、赋各一员,每所州学设二教授,这个平均数超过北宋州学最盛时的教授人数。 南宋考试州学学官,绍兴十五年规定在六经中临时取二经,各出两题,要求被试者必须对六经做全面的准备,方能应付。而北宋考试州学学官,只试一经,后虽一度增试五经,但不久又诏试三经。两者相比,南宋州学学官考试经义,要比北宋难度更大。 南宋州学养士人数也有较大的扩充。以理宗朝的庆元府学为例,旧额生徒只有180人,经过重建修整后,人数剧增到三千余人,出现了比屋诗礼,冠带云如的盛况。州学的规模超过了北宋崇、观兴学的最高纪录。 第二,县学的设置更为普遍、完善。北宋自庆历四年(1043年)始允许学者200人以上的县更置县学后,直到崇宁元年
132、(1102年)方令天下诸县皆置学。但北宋县学设置尚有空缺,一是县学无专职教官主管学务,二是州治所在的倚郭县不另设学校。南宋自绍兴十八年(1148年)恢复各地县学后,又于理宗景定三年(1262年)诏令设置各县学主学,专职主管县学学务,从此改变了北宋徽宗朝以来由进士出身的县官兼管学务的状况。县学教育形成了相对完整、自立的体系,并获得了持续稳步发展的客观条件。 此外,南宋州县学校还创置学宾制,以改进教育方法。绍兴中,朱熹主管同安县学,邀请本县一些学行皆优的士子入学,待以宾客之礼,以使生徒睹其言行,得为矜式;进而始创学宾制,目的是为学生树立榜样和表率。南宋后期,得到朝廷的认可和推广,并专设州学学宾一职
133、(参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褒赠伊川)。朱熹所创的学宾制,实际是秉承了二程的意旨。早在北宋熙宁初,程颢权监察御史里行时便向神宗上书,请求朝廷设置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贤,以招贤养才,观化天下。程颐在元佑年间参预修订太学条例时,则明确提出在太学设置尊贤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不独为学者所矜式而奉为楷模,且为长贰之为教(河南程氏文集卷七回礼部敢问状)。在论礼部看详状中,他进一步强调太学设尊贤堂、待宾斋的意图:谓道德之士,一见其人,足以矜式,一闻其言,足以兴起,得其一至,犹足为益,况淹久乎?但程颐的主张被礼部驳回,并未实施。作为宋代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朱熹亲身实践二程的办学思想,从一县一地的学校做起,最终被朝廷认
134、可而推广于全国,这反映了理学教育思想在南宋教育领域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第三,教育经费较为充足,来源多途。宋代地方办学,从北宋乾兴元年(1022年)朝廷赐拨兖州学田为开端,逐步形成了以学田为主要赡学经费来源的地方教育财政模式。北宋地方官学经费,以崇宁、大观年间最为充裕。其后经历了战乱,地方学校田产大多荒弃,或被他人侵占,因此在南宋初期地方教育经费十分困难,学校与寺庙、官府及个人争夺田产的讼斗也时有发生。为了确保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南宋政府采取了有利于学校的措施,使得地方学校逐步恢复了学田的占有权,学校的办学经费有了保障。 下面是一些南宋重要州府县学校田产情况的有关记录:无锡州学:始创于宋嘉佑三年
135、,有赡士田41顷有余,岁入1200余石,养士有饍,设官有禄(无锡志卷三下学校)。 严州州学:景佑中,知州范仲淹始建堂宁斋庑。庆历中,知州向俟奏诏增广。嘉佑中,知州赵抃营置田租及以婺州岁入羡米养士。绍兴七年,知州胡寅尽撤旧屋,自殿堂廊庑斋舍焕然一新。学田旧岁收四百斛,不足以养士。淳熙十二年(1185年),知州陈公亮增添三百千,复拨没官产以赡之,由是无匮乏之患(淳熙严州图经卷一)。乾道年间,校舍因年久失修,已是补苴支吾,仅免颓压,其部分田产被官绅强占而以薄租专其利,张宣公于乾道五年任知州时,则命夺以还学,专以地利给修造费(景定严州续志卷三学校)。 湖州州学:湖州在唐宋两朝最称人文之盛,初唐已置孔庙
136、并附设南学。 北宋宝元年间,滕宗谅兴学,延胡瑗主学,四方之士云集受业,苏湖教法影响广大。州学赡学田产,宝元初建学,朝廷赐拨5顷,但其田产濒湖多潦,岁入无几,养士不给。嘉佑七年知州鲍轲将秀州松杨泾民讼田产719亩判拨州学,岁得租米302石。但此后岁久屋多摧毁,田亦多淹没,仅余2顷。绍兴中又多被黠胥侵占。乾道、庆元年间,王十朋、李景和又先后主持重建工程,但仍未恢复旧观。 庆元府学:庆元府古称会稽,属县有扬州、鄞县、奉化、慈溪、象山、定海、昌国等,是两宋时期教育较发达的地区之一。唐代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始置州学,北宋天禧二年(1018年)重建。南宋建炎年间遭兵火毁劫。绍兴七年(1137年)恢复重
137、建,规模渐大,图书礼器收藏丰富。府属诸县学田产:(1)鄞县县学:田2980亩23步,湖田7400余亩、地83亩38步,河塗213亩3角1步,水池1亩40步,山11712亩54.5步。(2)奉化县学:田413亩1角57步,地6亩1角,山189亩2角32步。(3)慈溪县学:田607亩1角7步半,地2角13步,山83亩3角14步。(4)定海县学:田、池、地、山共312亩3角32步。 府学岁收仅砂岸钱一项就达30779贯400文,白米747石,湖田糙米1602石、谷2215石,河塗钱220贯991文,租地钱120贯563文,四明山租钱280贯,石弄山砂岸租钱8200贯,秀山砂岸租钱200贯,东安乡屋钱
138、日收39文。 仙溪县学:仙溪先有庙学,庆历八年及元佑九年先后重修,宣和末废圯,养士学宫破陋不治。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乾道七年(1171年)由知县捐资重修,学舍殿堂初具规模。学校田产南宋绍兴九年由肇庆守陈可大以建学余资买置游学田12段35亩14步,岁入租谷40石,租钱46贯328文。另在乾道七年,知县赵公绸拨屏山隙地及白湖坂之荒田、汙地,垦閤以充学廪,共300余亩,岁入租谷21石7合,租钱79贯328文。此外又有建兴院,建福院田产租钱余资岁供学校养士。宝佑三年(1255年)又将郑家绝户田园及及下建福院田产8贯613文拨入学廪,由于经费充裕,生员名额由淳佑元年(1241年)的88人,增至景
139、定三年(1262年)的一百余人。 福州州学:福州下辖闽县、侯官、怀安、连江、长溪、长乐、福清、闽清、永福等12县,诸县皆设县学、庙学。州学田产淳熙间有赡学田76顷78亩余,另园地山林屋基池塘等125顷45亩多。这同北宋景佑四年(1037年)朝廷赐拨的5顷学田相比,数量已超过了数十倍。这些田产的来源不一,或为官给公田,或因寺僧犯法籍没其田拨以养士,或将常平、绝户田产拨归学舍,由于学校经费充裕,至乾道年间养士名额达300人之多。 从上述路府州县学情况不难看出,南宋地方教育经费虽因各地情形不一而有升有落,但总体上呈增长的势头。地方学校的田产普遍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和保护。各地虽然常有寺庙、官绅非法侵蚀
140、学校田产的情况,但一旦学校与寺庙、官绅争夺田产,往往能得到政府官员的庇护,大量的官田、寺庙田产、常平、绝户田产转入学校名下,使得南宋地方学校拥有较多的财富,并且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实体,这对保障和推动南宋地方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南宋地区教育事业的兴盛,除了朝廷的倡赞之外,地方行政长官的态度也起到直接的决定性作用。从上述南宋州县学校田产的增置情况不难看出,州县学校教育经费的每一次重要的举措,都是由所在州县的行政长官发起,这种举措既是官府的行政措施,又是官员个人的政绩。许多官员甚至掏出自己的私钱捐赞教育,这反映了中国古代教育的一个优良的传统。 五、蒙养教育的一般概况中
141、国古代的蒙养教育,是指连接于小学与学前幼童之间的一种启蒙教育形式,相当于普通小学教育的初级阶段,但比一般小学教育的含义更为广泛。也包括一般幼童在入学之前和学校之外,通过各种形式所受到的启蒙教育,是特指在乡校、家庭和社会教育中那部分经过一定的组织过程,利用特定的方法和手段所进行的文化、道德启蒙教育。 (一)蒙养教育的目的与任务宋代蒙养学校有乡学、村校、家塾、舍馆等诸多名目,还有利用农闲季节专为贫民子弟设置的冬学。这类蒙学大多不如官学正规,教学质量也较低。南宋陆游的秋日效居诗中曾记载了当时冬学的教学情况: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陆游自注:农家十月遣子弟入学,
142、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从这个平时闭门大睡,又任凭孩子嬉闹仍郑重其事讲说村书的愚儒来看,蒙学质量虽低,但师生关系倒是比较随便。农家派遣子弟于冬闲季节入学习读村书,目的也不过是学习一点粗浅的文化知识,要求不高,设置是季节性的,条件简陋,教师待遇也自然很低。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追述自己童年的启蒙老师叫乐君的人,家境贫寒,草庐三间,以两间处诸生,一间让妻子居住,靠讲学为生。平时往往因束修不继而忍饥耐寒,以致其妻屡因米竭而不胜愤怒,闯入学舍,取案上简击其首,乐君仆于舍下,被群儿环笑掖起。类似的日子,凡五十年,每旦起,分授群儿经,口诵数百不倦。像叶梦得的老师乐君这样常常饿着肚子,几十年如
143、一日辛勤教学,又与儿童和睦相处,亲密无间的事例,也可见宋代蒙学教育的一般情形。 宋代的蒙养教育一般水平较低,教一些粗浅的读写知识,蒙师以此糊口谋生。但乡野山林之间,也往往有博学之士主持蒙学,能培养出一些有作为的人才。文瑩湘山野录卷上记李建勋罢相后出镇豫章,与一个居田间茅舍教授村童的老叟讨论典故,老叟旁征博引,显示出深厚的学力,致使李相敬重有加。玉照新志卷一记苏东坡元佑三年(1088年)自翰苑出牧钱塘,道经毘陵之济社,时孙仲益父教村童于野市茅檐之下,仲益年方七八岁,但却能与苏东坡这样的一代文豪应对诗文,令东坡赞叹不已。像这类的村塾蒙舍,遍布于城镇巷闾和山野村落,是宋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蒙
144、养教育的一般目的和任务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进行道德启蒙教育。宋代学者认为:幼学之士,先要分别人品之上下,。向善背恶,去彼取此,此幼学所当先也。(转引自清张伯行小学集解嘉言)朱熹在小学中也指出:小学与大学的目的一致,是要防其幼,收放心,养德性,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是学习做人底样子。 第二,保养性真。这是以孟子性善论为依据的。北宋著名学者杨亿在所著家训一书中就曾明确指出:童稚之学,不止记诵,而是要养其良知良能(转引自宋刘清之戒子通录卷五)。所谓良知良能,就是相信儿童生来具有一种先天向善的本能,蒙养教育的目的就是保养这种本能
145、,使其不被后天物欲所侵而失去本色。以后南宋理学家有关蒙养教育的一系列论述,大多也发自这一主题。 第三,注重基本文化知识的传播,打好文字基础,为将来进一步深造创造必要条件。因此,宋代蒙学课程大多是识字、写字、背书之类的内容,涉及范围虽广,但都十分粗浅。 第三,注重养成正确的学习方法、态度和学习习惯。例如朱熹的童蒙须知谈到幼童读书要做到:心到、眼到、口到,并称三到之法,心到最急。既讲了读书的方法,又讲了读书的态度。其他方面,如写字,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看书,要将书册整齐摆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仔细分明读之,字字读得响亮;日用笔砚器物,皆当整齐严肃,顿放有常处,取用既毕,复置原所。
146、 此外,宋代学者也大多重视结合儿童的性趣和爱好,进行启蒙教育,因势利导,形式活泼。例如张载和朱熹谈到蒙养教育,都强调犹如春风化雨的造物功用,顺其自然,积极诱导。张载认为:教之不受,告之无益。程颐强调教子未发意趣,必不乐学。而朱熹则明确提出:小学书多说恭敬处,少说那防禁处。 蒙养教育方法的改进,也标志着宋代蒙养教育已达到较为成熟的水平;而宋代理学家对蒙养教育的一系列论述,也为后代的蒙养教育提供了思想依据。 (二)蒙学教材的大发展宋代学者十分重视蒙学教材的建设,蒙学教材的种类和内容均比唐代有大幅度的增长。宋代是我国古代蒙学教材较为发达的时期,无论是编纂的形式内容及文体诸方面,都在充分参鉴前人长处的
147、基础上,发挥出本朝文化的优势,形成独自的特色。这种文化优势一方面得益于宋代社会重视文治、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各个学科均有长足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程朱理学的滋生与发展。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宋代蒙学教材注重博学和道德启蒙的两大特色,也为后世的蒙学教材约定了基本的方向。 就内容的分类来讲,宋代的蒙学教材大体可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其一,历史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王逢原的十七史蒙术,刘班的两汉蒙术,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这类蒙学教材都采用了后唐李翰蒙术四言韵语的体例,以便于诵读记忆。 其二,博物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方逢辰的名物蒙求和王应麟的小学绀珠。 其三,伦理道德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朱熹的小学
148、、训蒙诗,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刘清之的戒子通录等。其四,起居礼仪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朱熹的童蒙须知、训学斋规,真德秀的教子斋规等。 其五,家庭范围内训诫类的综合性启蒙教材。主要有司马光的家范,赵鼎的家训笔录,袁采的世范,叶梦得的石林家训等。 在上述诸书中影响较大的有朱熹的小学、童蒙须知,司马光的家范及袁氏世范。但这类蒙学教材,或者板着脸长于训戒,或者过于冗长不便记诵,或义理深奥不便领会,因而不如千字文、兔园册之类的蒙学书籍流传广泛,也不宜被广大村塾乡学的儿童所接受。有些书籍虽以蒙学为本旨,实际并不是切实可行的蒙学教材,如家训、家戒之类的书籍,虽标为家塾训蒙之书或为训课幼学而设,但
149、既不成韵,也不成系统,且文义冗长,很难被儿童接受,实际只是在局部范围内介绍或规定蒙学教育方法、宗旨或内容等有关问题的书籍,是为家长或蒙师编定的蒙养教育参考书。 宋代蒙养教材在后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相传王应麟编写的三字经和轶名作者所撰的百家姓。 三字经是一部进行博物性知识教育的蒙学书籍,采用三言韵语的方式,内容涉及古代历史、典故、名言、人物等方面的知识,上述历朝兴废,下至宋代史实,后由明清人补续了辽金以下的部分。该书编次顺序或按知识门类,或按时序;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不相杂厕,较南朝梁人周兴嗣的千字文以及汉代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但有关名人的知识容量
150、,过之数倍,且行文句式更为简洁明了,易读易记。 百家姓是一部典型的启蒙识字教材。它集古今姓氏为四言韵语,因尊国姓,而以赵字为首。内容虽无义理可言,但字韵舒畅,便于诵读,且篇幅简短,切于实用,因而深受民间乡塾和家庭的欢迎,成为宋代以后流传最广、几乎家谕户晓的蒙养教材类似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蒙学读本,虽然字里行间也夹杂着封建纲常伦理的道德说教,但由于内容丰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容易被儿童理解,对于没有机会或资格上学的贫家子弟,也可以通过邻居或长辈的帮助,从小诵习这些读本,从中获得一些粗浅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社会、伦理常识,既满足了统治阶级化民成俗的需要,又可帮助农民子弟摆脱完全文盲的状况,认几个字,
151、知一点礼,客观上有助于提高其文化素养和生产、生活能力。特别是在家族观念十分浓厚的封建社会,抓住姓氏这个要害进行启蒙识字教育,也可以说是准确适度地把握并迎合了一般民众的心理。 三字经、百家姓的编纂为后代历朝的蒙学读本提供了范本,但元明清诸朝蒙学读本的编写虽多因循三字经、百家姓的格式、或加以改编重印,但其影响和流传范围都远不及前者广泛。由此可以证明:以三字经、百家姓为代表的宋代蒙学课本,已达到了中国古代蒙养教材编纂的最高水平。 综观宋代蒙学教材的编纂情况,还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一是蒙学教材虽然粗浅通俗,但在宋代却多由著名的学者宗师执笔,诸如司马光、朱熹、赵鼎、真德秀、吕祖谦,均为一代宗师,或位尊为
152、宰相,并不因其粗浅而不屑自为。这一点,反映了中国古代良好的蒙学教育传统。二是宋代蒙学教材大多是南宋的作品,这一点,也反映了南宋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和普及的状况。 六、书院的兴盛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以私人创办和主持为主,将图书的收藏和校对、教学与研究合为一体,是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在宋元明清诸朝,书院逐步发展成为官学之外最主要的综合性教育研究组织形式。书院教育的存在,弥补了封建官学的不足,填补了许多学术文化研究领域的空白,其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灵活多变的办学形式,为历代教育家所取鉴。书院教育传统所包蕴的丰富内涵,是中国教育的宝贵历史财产。 (一)书院的产生及其
153、兴盛书院之名肇始于唐代。官办书院大体为朝廷藏书、校书的机构,并非士子肄业之所,如唐代的丽正书院与集贤殿书院。唐代私人创建的书院,已兼有个人读书治学和授徒讲学的职能。有的学者统计全唐诗诗题中所见的书院有11处,载于方志的唐代书院有17所。其中,皇寮、松州、义门、梧桐四书院,史料中已有关于教学活动的明确记载。但唐代私人书院的这类讲学活动规模较小,尚不普遍,且未形成定制。 唐末五代社会动乱,文教衰落,士儒无由显身,寓居草野,潜心讲学之事,书院应运而起,进入了书院职能全面转入讲学读书的初级阶段。 北宋初期,乱世渐平,社会安定,朝廷虽多褒奖文事,却又无力广设州具学校,故士子病无所学,往往相择胜地,立精舍
154、,以为群居讲习之所(朱熹:衡州石鼓书院记)。书院由此进入兴盛阶段。正如南宋学者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所称: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此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 书院的兴起,一方面满足了广大士子读书求学的愿望;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朝廷尚文治而又教力不足的矛盾,为朝廷培养了大批文治人材,因而尤得政府的赞助和鼓励。宋初的著名书院,或有四大书院之称,为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书院;或有八大书院之称,即上述四书院外,再加石鼓、茅山、华林、雷塘书院。这些著名书院代表了宋初书院教育的最高水平,并且在
155、宋初教育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 白鹿洞书院位于今江西省庐山五老峰下,始建于唐代贞元年间。南唐昇元年间(937-943年)建学馆,置田产,始招学徒,并称庐山国学。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知江州周述疏请朝廷赐国子监印本九经,得准,名称白鹿国庠,学徒已达数百人之多。从唐末至宋初任教于白鹿洞书院的学者多为名儒,如南唐李善道、朱弼,宋初的明起、刘涣、陈舜俞、陈瓘等,故其造就的学子也多出大才,吸引四方学者辐辏造访,门庭盈盛。 岳麓书院位于今湖南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北宋开宝九年(976年)知谭州朱洞建讲堂书斋共50余间,初具规模。其后屡经扩建,又经朝廷赐书赐额,山长周式又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被任
156、为国子监主簿、兼书院教授,故尔书院兼有半官半私的性质。 应天府书院位于今河南省商丘县西北,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府民曹诚捐款在宋初名儒戚同文故居处扩建而成。此后朝廷委官赐田,逐步纳入官学的范围,并一度改名南都府学。仁宗天圣年间,范仲淹主持南都府学教席,吸引和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学子,为北宋教育的兴盛和庆历兴学做出了特殊贡献。 嵩阳书院位于今河南登封县太室山麓,后周始建,北宋至道二年(996年)朝廷赐太室书院额和监本九经。景佑二年(1035年)重修,更名为嵩阳书院,朝廷赐田一顷供膳。此书院初建时影响虽大,但以后渐趋无闻。石鼓书院位于今湖南衡阳县北石鼓山遇雁峰下,唐时本为道观,北宋至 参见
157、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毛礼锐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道三年(997年)建为书院,仁宗景佑二年(1035年)赐书院匾额及学田,得朝廷赞助而趋于兴盛。 位于浙江江宁的茅山书院、江西奉新的华林书院、江西安义的雷塘书院,在宋初的书院教育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办学风格也颇具特色。如华林、雷塘书院即是一种家族式的学塾,与前述白鹿洞、应天府诸多官方色彩颇浓的书院相比,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华林书院的宗旨即是胡氏家族聚居,数代承传经史、诗书、礼仪,进而累代博取功名。徐铉华林胡氏书院记称其祖孙一德。诛泗同风。宋初胡氏一家中进士者竟达13
158、人之多,并有位至宰相的高官,因此吸引了一批来自远方各地的学者。书院筑室百区,聚书5000卷,肄业者常数百人之多,岁时讨论,讲席无绝,一派兴旺活跃的景象。从上述几个著名书院的地域分布来看,宋初书院教育普及范围较为广泛,但影响较大、数量较多的书院仍主要集中在北宋首都东京开封的周围和江西、湖南一带。集中于东京周围的书院如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官学色彩较浓,反映了这类书院在宋初的兴起,与朝廷的关联较为深厚。集中于江西一带的书院如华林书院、雷塘书院、浔阳陈氏东佳书堂,则显示了唐末五代至宋初深厚的家族文化渊源。 北宋景佑、庆历以后,至北宋末年,随着朝廷历次大规模兴学,官办的州县学校渐起,书院或与官学合流,
159、或者沦入沉寂,达百年之久。 进入南宋,书院教育逐步恢复,至理宗朝达到鼎盛。据续文献通考学校考书院的统计,南宋初创的书院约为167家,主要集中在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等地。江苏与安徽一带的书院约为19所,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应天府的南轩书院,苏州府的鹤山书院,常州府的龟山书院、东坡书院,泰州的安定书院,安庆府的山谷书院、近思书院,太平府的天门书院及徽州的紫阳书院。浙江一带的书院约为23所,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余杭的龟山书院,淳安县的石峡书院,金华府的丽泽书院,奉化的广平书院,慈溪县的慈湖书院,台州府的上蔡书院,温州的永嘉书院,西安县的明正书院,绍兴的稽山书院。江西一带的书院约为39所,
160、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乐平县的慈湖书院,贵溪县的象山书院,铅山县的鹅湖书院,九江府的濂溪书院,分宜县的铃冈书院及萍乡县的宗濂书院,金溪县的槐堂书院等。湖广一带的书院约为23所,影响较大的有黄州的东坡书院,长沙的城南书院,湘潭的碧泉书院,醴陵县的东莱书院,善化县的湘西书院,衡州的南轩书院、石鼓书院、南嶽书院,靖州的鹤山书院以及北宋创建后又经南宋重建的岳麓书院。四川一带的书院约为13所,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涪州的北岩书院,沪州的鹤山书院,邛州蒲江县的魏了翁书院。福建一带的书院约为33所,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福州的勉斋书院,建阳县的鹿山书院,建阳考亭书院,崇安县武夷书院,将乐县的龟山书院,南平县延平书院,尤溪
161、县南溪书院等。广东一带的书院约8所,广西的书院约为6所,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桂林的宣城书院等。上述书院只是南宋始创书院的一部分或大部分,而不是南宋书院的全部。就其地区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江浙、江西、福建、湖南等地,书院的分布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色。譬如:福建一带书院较多保留了朱熹及其闽学的痕迹,浙东一带书院较多保留了永嘉学派痕迹,江西书院则侧重纪念周敦颐及朱熹,而湖南一带则较多表彰胡宏、张栻的湘湖学统。从此也可以看出,南宋书院教育的发展主要是由于理学家的讲学活动所推动的,就前述167家书院来看,其中69所书院明确表明其倡导程朱理学的宗旨,或为理学家倡建,或为纪念理学名家而创建,凡是如周敦颐、二程、
162、朱熹、吕祖谦、张栻、陆九渊、魏了翁、真德秀等人曾游历或寓居之所,后人往往建书院以祀其人。除了理学家之外,南宋的书院也为追祀本乡先贤或名人而造,如文翁、韩愈、胡瑗、苏轼、黄庭坚等文化名人;也有的书院则是为了教授本族子弟而专设的家族性学堂,如长州学道书院及金坛申义书院,但绝大多数书院都是面向社会招生,不拘于一乡一族的子弟。 南宋书院在理宗朝最为鼎盛,这与理宗朝崇尚程朱理学的政策直接相关。从宁宗嘉定年间至理宗景定年间,历时半个世纪,正是南宋书院创办数量最多、规模最盛的时期。是时,伪学党禁渐弛,至使理学最终被奉为正宗的官方哲学而统治了宋代教育领域。据初步统计,在理宗一朝,仅向朝廷请赐匾书或奏请设置的书
163、院就有18所,其他自为设置,或由乡士设置,或由守令创建的书院为数更多,实际数量已无法统计。 南宋书院教育的复兴,大体取决于以下几方面原因:其一,是程朱理学的发展促成。理学奠基于北宋,成熟于南宋,在南宋几起几落,虽曾几度占据太学讲席,但屡遭朝中权贵排抑。为了专研学术,讲明义理之学,并广泛传播自己的思想,扩大影响,积极发展书院教育,创办书院,宣讲性理,并以书院为论坛,争鸣学术,指论朝政。诸如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吕祖谦、真德秀、魏了翁、胡宏、张栻等著名的理学家,都是积极创办和推进书院教育的代表人物。 其二,南宋官学虽有国家资助经费,但往往流于形式,失其教学之实,士子游学,非图啜哺以给朝夕,则假
164、衣冠以诳流俗,迂阔于事,无补于时(续文献通考卷五十学校考十一)。官学的不振,自然造成文化教育领域的空荒,而具有较高教学质量,形式灵活,学风生动的书院,便得到士子的青睐,获得较大的发展余地。 其三,科举制度的腐败,导致士学风气的堕落,一些志趣高洁、仰慕圣学的学者厌恶仕禄功利之学。而书院提倡高风气节,不为功名利禄折腰,自由讲学,专研学问,推崇修己至诚之道,与腐败的官学形成鲜明对照,故尔被一大批文化素养较高的士子所景慕。 此外,佛教禅林的影响和南宋印刷术的持续发展,也为书院振兴提供了客观有利的条件。 南宋书院的振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书院数量大幅度增加,规模和分布范围扩大。有关两宋书院的
165、总数,尚无确切的统计数字,但大体约在200400所之间,其中北宋和南宋的书院数量比例大体为28左右,南宋超过北宋约4倍左右。书院分布的范围也有所扩大,就连边远的黎州(今四川汉源北)也有书院创办。至于书院的规模和设置,更较北宋完善,办学条件也多有改进。 第二,书院的内容和功能有所扩大。两宋书院都有讲学、藏书、供礼活动,但南宋书院藏书、讲学的规模远远超过北宋,供祀的礼仪也较北宋完备。第三,南宋书院形成了较完备的规章制度,其内容涉及到书院的教学内容、方法、教学目的、培养学生的方向、以及书院的日常行政管理条规。(二)宋代书院的构成及其内容书院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组织形式,具有一套相对完整的规章制度和办学
166、特色,这些规章制度和办学特色,在宋代大体形成,趋于定型,并为以后历朝书院所袭用,构成完整的书院教育模式。 宋代书院实行教学与行政合一的体制。书院的洞主、山长,既是书院最高的行政首脑,又是主要的讲席教师,多由当时著名的学者担任。如范仲淹曾为睢阳书院山长,主持讲席的同时,也为书院制定了一系列新的课业和管理规程;南宋朱熹先后主持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的教务,并为白鹿洞书院制定了学规。余如南宋著名的学者胡宏主持岳麓书院教席,陆九渊创办和主教象山书院,吕祖谦主教丽泽书院等等,均属此类。 书院的经费大多采用学田供养制。早在五代南唐时,李煜就曾割善田数十顷赐作白鹿洞书院学田,北宋仁宗朝也曾赐给部分书院学田。书
167、院将学田租给附近农民耕种,岁收租廪充为养费。南宋书院经费多为自我筹措,来源为私人捐助,或经官方允准,拨归寺观绝产和闲地充为经费。如南宋浙东一带颇为富庶,巨商甚多,故每有出资赞助书院者。东阳(今浙江金华)郭氏累代出资创办书院,家拨良田数百用以赡士,子孙诸代先后创立了石洞书院、西园书院和南湖书院。浙东的杜洲六先生书院,据全祖望杜洲六先生书院记记载:设有先圣碑亭、礼殿、讲堂、养士六斋、慈湖祠、书库、门廊庖福(浴室),并有田租资养学者。维持这样规模较大的书院,显然需要雄厚的财力和田租。 书院除讲学和藏书之外,供奉先圣、先师、先贤的祀典,也是重要的职能。宋代学者郭若虚认为:学校奉祀先圣、先师、先贤,并为
168、其绘像表赞,目的在于指鉴贤愚,发明治乱,并具有敦劝生徒,繇兹大化,与六籍同功的作用(图画见闻志叙自古规鉴)。宋代中央官学及州县学校多设为祀典,供奉先圣先师,或在德行、政绩、学业的某一方面有可鉴于教化的先贤、官吏以及神灵等等,奉祀对象不拘常格。宋代书院也同样设置祀典,除祀孔子之外,北宋书院多祀本院的初创者,如白鹿洞书院供祀李渤,石鼓书院供祀李宽,睢阳书院供奉戚同文等等。南宋书院由于多由理学家创办,故其祀典也多奉北宋周、张、二程诸子,以彰明尊崇道统的含义。某一学派创办的书院也往往供祀本学派的宗师,如象山书院祀陆九渊,杜洲书院祀杨简。由此可见,书院祀典的供设,既有表明对先圣先师先贤或先辈的尊敬之意,
169、又具有标明本院教育宗旨的象征性作用,同时也是为了彰明本书院的办学特色及其师门承传的系谱。 宋代书院的教学内容与官学不尽相同,但北宋书院鼎盛时期,官学并未设置,书院与家学同样都是讲授科举之学。南宋书院因理学家的倡导,大多讲求性理自得之学,注重学生道德伦理的自我训练和涵养,而不着意追求功名利禄。但南宋理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占据了科举和中央官学的主导地位,故尔性理之学也未必能与科举利禄之学截然分开。不过,书院大多由著名学者主持教学,并往往成为某一学派的渊薮之地,故其教学水平高于一般官学,具有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双重功能。 宋代书院实行自由讨论学术的教学方式,并强调自学为主,师生共同研习学问,办学风格较
170、为开放,气氛活跃。学生可不拘于一家一派之学,自由择师,来去自由。故尔学生的思路也比较活跃,眼界也更加开阔,诸如浙东奉化舒璘少向张栻问学,以后又先后追随陆九渊、朱熹、吕祖谦求学,终成大器,被丞相留正誉为当今第一教官。信州玉山(今属江西上饶)人汪应辰少从吕居仁读书,以后历拜胡安国、张栻、吕祖谦为师,求得造道之言,终成绍兴五年(1135年)殿试状元。书院自由拜师求学的风气,显然是与理学家的倡导和教育实践分不开的。宋代书院讲学也颇为开放,讲学之师不限于本院教师,凡当世名儒、诸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可应邀开座讲学,且不受资历和年龄的限制。诸如:南宋理学诸派中,朱陆各立门户,相互辩难,但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
171、也邀请陆九渊前去讲学,朱熹竹林精舍作成,也邀请学生黄干代即讲席。这种相对自由开放式的教学制度,使得书院往往成为名师荟萃的学术中心。 学规是宋代书院综合治校的立法依据。学规不仅制定书院教学的宗旨,培养学生的目标,限定学生的行为准则,而且在观念上具有塑造学生思想模式的作用。以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教条为例,它首先规定了书院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明了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封建伦理关系法则,要求学生敬敷此五教。其次规定为学的次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再次规定修身、处世、接物之要,大体不过是忠恕仁义、改过迁善、明道非利之类的伦理说教。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规定了书院教育的目的、宗旨、内容和
172、方式,成为以后历代书院制度模拟的范本。 七、两宋教育思想及其流派两宋是教育思想十分丰富、活跃、多变的时代,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他们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对当时和其后历朝的教育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其思想理论的深度和广度远非汉唐诸儒所能比拟,实际开创了继先秦以来中国教育理论界最为隆盛的局面。 两宋教育领域的思想争鸣,大体围绕着三个主题:功利与义理之争,经义与诗赋之争,学校与科举之争。此外,对于官学体制的设置及其功能的理解,也是诸说纷呈,莫衷一是。宋代教育家的思想见解,多验证于自身的教育实践,且与理学思潮的萌生、兴盛密切相关。争鸣的各方至北宋中期,渐分程、王门户;进入南宋,程、王之争尚未平
173、息,理学内部再起门户,形成朱、陆之争,朱、陆与永康、永嘉学派的陈亮、叶适之争,朱学与胡宏的湖湘学派之争,等等。诸多学派分化合流,往来辨难,将南宋教育思想界的争鸣推向了高潮,并使得哲学、政治理论研究的成果充分溶入了社会教育的领域。 (一)胡瑗与苏湖教法胡瑗(993-1059年)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如皋)人,是北宋著名的教育家,他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是三先生中教育成就最为卓著、影响最为深远的学者。 胡瑗早年诵习儒家经典,后赴齐东与孙复、石介结为师友,共研学问,十年苦读,归来后在苏州创办私学,聚徒讲学。因其学识渊博,教学有法,人品端正,深得知州范仲淹赏识。景祐二年(1035年),苏州郡学
174、创建,被聘为教授。次年,被范仲淹以布衣荐入朝廷,参定古乐钟律,授秘书省校书郎。后丁父忧辞职服丧。庆历二年(1042年),湖州知州滕宗谅创建湖州州学,胡瑗出任州学教授。由于胡瑗在苏湖执教20余年,教学成果显著,并在教学方法、内容及办学体制、课业章程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模式,庆历四年(1044年)朝廷下诏州县立学、在京师创建太学的同时,诏取胡瑗的苏湖教法立为太学法度。从此,胡瑗的办学经验和教学方法得以在全国范围推广。皇祐末年,胡瑗被召为国子监直讲,主持太学讲席,直至嘉祐四年(1059年)因病致仕。 胡瑗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在苏湖和太学执教达30余年,弟子多达1700余人,为北宋王朝培养了一大批
175、博古通今、明体达用的学者和统治人材。当时的礼部贡举,每榜所取士,其弟子常居十之四五。他所倡导的明体达用之学,也深得有识之士的赞赏,其弟子刘彝盛称师门:今学者明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宋史胡瑗传则认为:自文中子以后,能立师道成就人材者,必以翼之为首称。北宋的学者无论政见或学术观点如何歧异,都普遍称赞胡瑗的教育成就。欧阳修亲撰胡先生墓表,评价胡瑗法严而信,道久而尊,是景佑、明道以来学徒最盛、教学之法最备的学者人师。著名学者王安石、程颐、蔡襄等人都或赋诗、撰志、或为传记,高度评价胡瑗为天下道德君子之首。由于胡瑗在苏湖及太学所建树的卓越教育成就,逝世后,国子监为其立祠奉祀
176、,直至绍圣初年,明代嘉靖九年(1531年),又从祀孔庙,被尊为先儒胡子。 苏湖教法,是胡瑗教育思想及其成就的集中体现。 明体达用是苏湖教法的宗旨。自唐代以来,科举以诗赋取士,崇尚声律浮华之词,学校教育也以此为主要内容,忽略了圣人之道及修己治人的经旨和伦理之学,从而使士学风气日趋浮薄。胡瑗倡导的明体达用之学,正是为了改造这种旧学习气,开创新的学风。所谓明体就是要阐明包括君臣父子、仁义礼乐等纲常伦理在内的圣人之道;所谓达用,就是将圣人之道,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宋元学案定定学案)。一句话,教育的宗旨就是要阐明六经的原理,并将这种原理推广应用到治国安民的实践中去。 分斋教学是苏湖教法的核
177、心内容。所谓分斋教学,是将学校分为经义斋和治事斋(又称治道斋)。经义斋选择具备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条件的学生,修习六经经义,培养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道德修养的高级治国人材。治事斋分为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科,选欲明治道的学生就读其中,学生可各治一事,兼习一事,以培养具有治道方面的一技之长或几种专长的专业技术、管理人材。分斋教学的制度,被北宋太学三舍法的分斋制和其后历朝学校的分斋制所取鉴,并在以下两个方面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其一,分斋教学具有现代文理分科教学的因素,治事专治一事、兼治一事的教学方式,也具有现代主、副科制度的因素,这对于改进和提高教学量及学生课业的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其二,分斋
178、教学直接继承和深化了中国先秦时代六艺设教的优良传统,改变了宋初学校专以诗赋或儒经设教的单一状态,并确认了自然科学技术在学校课程中的合法地位。 苏湖教法的精华还体现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之中。这些方法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学生自学讨论与教师辅导相结合。据清末学者丁宝书所辑安定言行录记载:胡瑗根据学生的性趣、爱好及学业专长,将学生分类群居,相与讲习,并经常个别召见学生,师生共同讨论学问,为学生解明事理;或向学生提出各种问题,请学生讨论回答,然后再由教师折衷可否;或请学生就当世政事发表见解,然后师生共同议定。这种生动有趣,较为民主的教学方式,充分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使学生各尽其材,得到充分的发
179、展。 其二,注重直观形象和实地考察的教学效果。胡瑗在湖州州学讲授三礼时,采用直观教学的方式,将三礼所载的礼仪器物绘制成图,悬于讲堂之上,使学生朝夕对之,皆若素习。以此来深化学生对古代礼制的认识,并形成具体直观的印象。在课堂之外,胡瑗提倡学生周游四方,广泛地考察各地的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川山气象,以开阔眼界,并亲率门人弟子游历关中,亲临黄河岸边,领略了黄河抱潼关,委蛇汹涌,而太华、中条环拥其前,形势雄张的宏伟气势,并感叹:只有这样亲临其境,方才有资格和学生谈论山川。胡瑗提倡的这种在实地考察游历中学习的生动方式,对于改造旧式教育中死记硬背、教条呆板的教学方法,具有积极的作用。 其三,注重劳逸结合,
180、提倡体育、文娱活动,以丰富和活跃学习生活。 胡瑗在太学主教期间,十分关心学生的身体健康,经常告诫学生:食饱未可据案或久坐,认为这样有伤血气,要求学生经常参加一些习射、投壶类的体育活动。太学考试完毕,总要带学生到首善堂去歌诗奏乐,太学之中充满生动愉快的气氛。 值得注意的是,胡瑗在教育教学方面堪为人伦师表,在学术研究领域也颇多建树。所治易传便被程颐认为是与王弼、王安石并列的三家最有深度的易学体系之一,并被后人称为宋时以义理说易之宗,其后经程颐继承阐发,成为宋代理学思想的渊薮之一。 (二)张载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张载(1020-1078年),字子厚,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其父卒于涪州任上后,返旧故里途
181、中,全家侨居于陕西凤翔郿县横渠镇,后因长期居此讲学,故世称横渠先生。 张载少喜谈兵,曾欲结客收复被西夏人侵占的洮西之地,康定中在延州谒见范仲淹,范仲淹告诫他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并劝他阅读中庸。此后张载又广泛阅读佛老之书,反而求诸于六经。嘉佑初至京师,设坛讲易,听者甚众,并受文彦博之邀,任长安学宫教授。在京师讲易时,逢二程,共与论易,自谓不及二程深明易道,遂撤座辍讲,与二程结为师友。嘉佑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始任郑州司法参军,迁丹州云岩县令,任内重视教育,以敦本善俗为先。此后又应京兆府尹王乐道之聘,掌教郡学,多教导学者少置意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熙宁二年(1069年),经御史中丞
182、吕公著荐举,召入京师,授官崇文院校书,后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归隐横渠,专心研读六经,并聚徒讲学。张载家境清贫,只有薄田数百亩以供生计,人不堪其忧,但他却能处之益安,苦学不倦,虽贫困而不废讲学,还尽力帮助贫穷的读书青年。他的学生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主要门人有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兄弟及苏昞、范育、薛昌期、钟师道、游师雄、李复、张舜民等人。 熙宁十年(1077年),经吕大防推荐,张载重返京师,同知太常礼院,不久因病辞归故里,归途中在潼关病逝。死后,其门人一部分转归二程门下,一部分继续在关中一带讲学传道,弘扬关学学统。 张载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认为解决北宋社会各种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依据先王之法,进
183、行政治经济和教育的改革,在学校教育方面要兴学校,成礼俗,以敦本善俗。他认为:人性之善恶,是由秉气之清浊所致,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变化气质,矫其偏浊,归于正清。他称:苟志于学,则可以胜其令与习,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肯定了后天教育在改变人性状态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为此,他规定了教育的目的是立人性,学所以为人。所谓的人,就是至善至仁的圣人。对于追求功名利禄的科举之学,指责其人人有利欲之心,与学正相背驰。 张载重视道德教育的作用,并且将其与人性的完成视为一体。他指出:大人成性则圣也化,化则纯是天德也。因此,他主张通过穷理尽性而达到穷神知化,先是穷尽万物中的天理,然后由尽物性而达到尽人之性,达到与天性合一的
184、至诚之境,进而达到穷神知化而至于命,如此便完成了道德修养的最高使命。那么,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张载认为:就是要学古礼,恪守古礼。所谓的古礼,如天叙天秩,是天地之礼,自然而有。礼所以持性,益本出于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须礼以持之,能守礼已不畔道矣。(经学理窟礼乐)同时,张载强调:学礼则便除去了世俗一副当世习俗缠绕,然后便自然脱洒(张子语录下)。他鼓励学生立远大志向,认为有志于学者,不论气之美恶,只要坚持不懈,便可最终达到目标。张载还十分重视孟子的养气之说,认为高尚道德是浩然之气的体现,只有不断存养、扩充,才能不致散失,才能使善德不断得到发扬光大。他反对以所谓的坐静默想去养气,主张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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